澳门日报和澳门电台：一是关于渝澳合作的问题，目前澳门在重庆的投资情况，渝澳合作将来的走势怎样？二是关于公租房的问题，刚才市长讲到公租房申请条件没有明确的工资标准，这是否意味工资收入完全不考虑？

黄奇帆：我们现在引进外资是全方位的，港澳台、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等都欢迎合作。这几年重庆每年都有澳门的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农业等，在全市利用外资中占5%左右。今后，重庆和澳门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房地产开发。澳门房地产商到重庆来投资，过去已经有，现在也在做，今后还会继续。二是旅游。澳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三是澳门和葡萄牙有历史关联，与欧洲签署了申根条约的国家有更便捷的合作，通过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的穿针引线，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四是欢迎澳门企业到重庆投资基础设施，像当年建设的渝澳大桥就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我刚才说了，公租房是面向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困难户，从人性化角度，不必非常计较月收入1500元还是3000元为标准，但并不等于月收入3万元的人也可以住公租房。如果他一个月真有3万元的工资，他可以买商品房，能增值保值，而公租房没有产权，面积也不大。其实我们之所以放宽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后门关上”，只能买，不能在市场上随便卖，只能按限定的价格卖给公租房管理局。这就避免了经济适用房的缺陷，防止有人搞灰色交易，产生利益输送。这时候，“后门关上”了，“前门”可以放开一点，也不会出现收入高高低低的人都住公租房的情况。

香港商报：这两天参观了重庆七大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交易所和药品交易所让人大开眼界，政府用市场这只“手”，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市场是公益性的市场，不知以后能否可持续地办下去？而且，现在市场交易的主体基本限制在重庆范围，有没有可能突破重庆的范围？比如港资、外面的企业能不能参与？

黄奇帆：我们搞交易所一是国家同意，这7个交易所都师出有名，是国务院2008年3号文件批准同意设立的。二是市场有这种需求，交易所涉及的7个品种，每年全国的交易量都会有1万亿元左右，如果我们这个交易所每年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实际上就会拥有这个品种的定价权。

同时，我们推动交易所建设，也有利益考虑。凡交易就有结算，如果是一个重庆的交易所，就把重庆各个区县的零散交易结算在这里，如果是全国要素的交易所，全国的结算就在这里。交易所的本质是金融结算中心，会带来税收，这当然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

药交所的确有它的好处，能有效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全国400个合法的药厂生产的药在交易所挂牌，2000家医院同时上网采购，供求双方直接交易，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药贩子，这样交易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价格低20%。说到我们这个药品市场能不能辐射，既然通过交易所采购的药品价格能低20%，医院当然会来购买低价质优的药，相信一年以后全国会有更多医院到这里买药，我们的药品交易所是可以辐射到全国的。

由于土地市场比较敏感，所以国家要求我们这几年就在重庆范围内试验，等我们的试验健全了，形成经验了，经国家批准，我认为土交所模式是可以在西南地区逐渐推开的。重庆现在的7个交易所，有些是重庆本地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7个交易所都可以向全国辐射。

香港文汇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上，黄市长曾说重庆考虑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怎样，有没有时间表？

黄奇帆：有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金融市场密切关联。今后，香港金融中心会越来越多地为内陆服务。去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17亿美元，今年我们在香港资本市场还有几个动作：一是有几个企业正在策划年内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报批过程中，一旦批准就在香港上市，估计能募集到十多亿美元到重庆投资。二是准备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广东的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变成一个红筹股。三是利用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发行外币债券。四是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正在论证，一是考虑由重庆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考虑让重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看哪种方式手续简单操作方便。总之，今年到香港发行几十亿人民币债券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国日报香港版：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市委、市政府如何来克服？

黄奇帆：我们觉得“三难”：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比如我们到海外投资，需要各类国际人才；三是制度协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对中央政府而言某项制度调整是件小事，但对地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销售、结算在外，1万多亿美元的加工，销售结算在大陆为零，有五六千亿在新加坡，有几千亿在香港，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希望改革创新，想把销售结算拉1000亿回来，首先就要做好国际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国内陆的金融结算制度都是实体经济结算，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离岸金融账户，就这一个规定，这1万多亿美元就不能在国内结算。这个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国家同意。这个制度改革对国家是一小步，很简单的改动，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个秤砣压住了所有事。其次，国内各大银行以前都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现在要赋予银行这种业务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第三，结算的时候如何对进进出出的外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具体地协调，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美国惠普公司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到重庆，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亿的税。同样，我们与宏碁和其他电脑厂商合作，也把它们的结算中心引到重庆。讲这个例子是说，在进行深层次改革开放创新的时候要触动制度，以前没有是因为制度没有安排，大家都没有这样做，现在要率先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这时候不是单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协调各方特别是上级有关方面。

香港文汇报：在公租房问题上，我们看到一些数据，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要花1000多亿投资，现在重庆在公租房建设上资金方面是不是比较头疼？

黄奇帆：其实政府并不担心公租房的资金问题，因为公租房项目资金出去之后会形成平衡的。从量来说4000万平方米，如果土地资金不算，建筑房子是2000多元/平方米，加上400元/平方米装修费，公租房的成本会到2600元—2700元/平方米，如果留点余地，4000万平方米我们准备投入1200亿，其中，1/3是资本金，政府投入400亿，包括三方面来源，一是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3年内中央政府给重庆的保障房、公租房的投入补助会达到100亿；二是重庆政府要付出200亿，这是现金流；三是小区内商业配套土地有上百亿的收入。这400亿是完全可以落实的。剩下800亿要筹资，去年筹集200多亿，今年也应该筹集200多亿，明年也应该200多亿，三年就有差不多800亿。去年的200多亿主要是向银行借，今后我们还可以向银行借，但考虑到银行今年的指标很紧，我们希望给工商企业留些贷款额度，今年所需的两三百亿，我们会向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筹集，目前已经基本确定。

当然我们借的800亿是要还的，利息可以用公租房的租金来还，本金怎么还呢？租了三五年公租房的人总有一部分人想买过来自己住或者给儿女住，如果有1/3的人要买，1000多万平方米，4000元/平方米，我就回收500亿元，这500亿收来就还本金。另外，几年后，公租房的租金和房子本身的价值也会随着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社会的物价指数变化也逐渐上升，由于本金没有变化，所以过几年升值了的租金，升值的公租房房产把剩下的几百亿也能平衡。剩下的2/3公租房，是留给后人金不换的房地产，不是坏账。所以，有现代金融支持，公租房投融资不是一件难事。

香港大公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着手实施缩小“三大差距”行动，请问初衷是什么？主要的制度建设和最主要的举措有哪些？

黄奇帆：“三大差距”问题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在此过程中，中央作出判断，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其实就是要求不能两极分化。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实现老人家的愿望，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三大差距”。

在操作上，有四个层面，需要政府出力，社会各方面协调才能逐步实现。一是完善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体系，二是实现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保障、要素流通的一体化，三是社会要保障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养老和就业等问题基本均衡，四是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在政府倡导下，把四个层次的事都做起来，可能“三大差距”的缩小就变成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