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锐 商宇 何清平

   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令世人瞩目。昨天，市长黄奇帆接受港澳主要媒体高层集体采访，着重介绍了重庆的开放、改革、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等大家关注的问题，并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参加集体采访活动。

黄奇帆：很高兴和港澳媒体朋友见面，我先介绍重庆最近几年的开放、改革和民生导向发展战略推进三方面的情况。

一在开放方面。

最近3年，重庆着力推进开放高地建设，成效显著。2007年重庆利用外资约1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3亿美元。这3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的3年，是各种外资投资萎缩的3年，恰恰在这个时候，重庆实现“弯道超车”，每年利用外资增长率在50%以上，3年实际外资到位数涨了5倍，增长率3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利用外资总额在内陆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名列第一。

其中，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重庆的台资投资在大陆31个省区市中的排序，由2007年的20位跃升到去年的第4位，仅次于几个沿海发达省市，标志着重庆开放度在提高。

“走出去”方面。去年，重庆企业完成包括在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等的6个海外投资项目，投资额达50多亿美元。中国去年海外投资总量约500亿美元，其中400亿美元是中央企业干的，“地方部队”全部加起来100多亿美元，重庆就达50亿美元，这方面，地处内陆的重庆走在了开放的前沿。

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去年涨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我们计划，明年过500亿美元，到2015年超过1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有进有出，代表一个地区和世界的融合度。地处内陆的重庆要补上开放这一课，特别是作为直辖市，重庆需要通过开放高地的建设提高内陆地区的开放度，形成辐射力和影响力。所以这些年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做得比较好。

过去10多年，沿海地区实现加工贸易1.2万亿美元，其中最出彩的成果就是形成了1亿多台笔记本电脑加工基地。重庆在这两年里，正在形成“3+6+200”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惠普、宏碁、华硕等品牌商将在重庆下单1.2亿台笔记本电脑，相当于沿海过去10多年形成的全部生产力，这些单子吸引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商集聚重庆，其中的奥秘就是重庆创新了加工贸易模式，对沿海“两头在外”的传统加工模式进行垂直整合，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一年多时间已经有200家零部件企业进驻重庆，预计到今年底60%的零部件将实现本地化，明年底实现80%本地化。

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预计销售值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与此同时，重庆瞄准平板、3G手机的制造，打造中国电子产品高端基地，同时这也带动重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带来了国际化、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指标变化。

在开放方面，内陆第一批两个保税（港）区落在重庆，同时国家又批准了两江新区，相当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一样的新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形成的效果非常明显。

二在改革方面。

这几年我们推动了社会和经济深层次的制度化改革。有许多问题靠投资解决，有许多问题靠行政协调解决，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是体制机制产生的。凡是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有关，就要动用改革、创新的头脑，从制度上进行调整。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几年，重庆在经济社会体系中也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系统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三权”制度改革等，我重点介绍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

重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有2000多万农民，每年约800万农民外出打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一年到头在城里工作，即使同一个岗位，却与城市职工享受不同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障标准甚至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都不同。因此，除非把农民工改成城市户籍，否则就难以实现同等待遇。这种事只说漂亮话没用，要从制度安排上到位。重庆现在的政策是，凡是重庆的农民工，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县城3年以上，乡镇1年以上的，就可自愿转为城市居民，一旦转为城市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个保障一步到位。

要申明的是，转户与土地不挂钩。即使是外地农民工在重庆打工，也可以在重庆转户。因此，有效的工作，就是农民工转户的唯一条件。目前重庆转户已满8个月，已转户190万人，预计今年底，约有300万农民工转户。如此大规模的转户，总体风平浪静，说明符合农民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实际。好处有三方面，一是维护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二是统筹城乡，促进了城市化；三是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因此，总的来说，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很成功的，我们很有信心把这件事推进下去。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市政府很慎重地推进这件事，去年启动之前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我们测算过，一个人的成本至少10万元，如果300万人就是3000亿元。涉及到三个板块：一是有1000多亿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关。农民工转户之后待遇和城市职工一样，企业在15年要多支付1000多亿，每年就是80亿，重庆整个工业销售和商贸销售值已达1.6万亿，增加了80亿成本，可以负担。二是政府和社会要承担八九百亿，作为300万人在城里工作需要配备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实际上，这个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已经潜移默化地适应了常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农民的土地总有些需要转移，也将会涉及上千亿。但这不需要政府出，而是通过市场周转，谁接盘谁出钱。如果没有市场就可能剥夺农民财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通过土地交易所帮助农民盘活农村宅基地。

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去年一年建设了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三年计划建成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部分建成转租给老百姓，今年还将开工建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到明后年实现转租。大体上满足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可以解决200万人居住，另外100多万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内。我们设想，重庆如果有1000多万人，有600多万人由商品房市场配置，300多万人属保障房公租房配置，这就是我们“双轨制”的住房配置体系。

另一方面，大家会关心，公租房配置给谁。大体上为三种人服务：一是为农民工服务。大量农民工转户进城，带家人到城里居住，可以住公租房。二是为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三是为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服务。在具体的操作中，工资收入不是敏感系数，关键是身份，只要是农民工、大学生、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都可以住。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

三是民生导向发展战略的推进方面。

去年6月，重庆市委全会作出《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预计3年内要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我们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哪怕经济发展了，但“三大差距”还是在扩大的话，就是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增长方式使“三大差距”不断扩大，现在看来不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系统推进，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改变分配方式，从一次、二次、三次分配上下功夫；二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这个很重要；三是让人人都有人生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八件大事上大体均衡。

总之，我们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形成了系统的措施，并形成了一整套考核体系。重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轨，“三大差距”就应该年年有收缩，这样一个城市才会真正有幸福的感觉。

香港卫视：近年来，重庆推出一系列新政，形成“重庆模式”，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请您谈一下“重庆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影响？

黄奇帆：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面临不少长周期存在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制度安排的问题，刚才说的户籍改革，就是解决制度问题。造成农民工年年返城和不公平待遇，就是制度安排问题。这些涉及制度的问题，遇上了，就不能绕道走，要打攻坚战，要有顶层设计，考虑周到了，一步一步来推进解决。如果我们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许会效仿。

比如我们提出“双轨制”的住房制度改革，建设公租房，市委常委会讨论4次，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六七次，市长专题会讨论了十几次，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一旦成型后，就果断、坚决地推进，现在来看很成功，制度设计符合重庆实际。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对全国有借鉴意义，全国可能将此作为典型来推开，现在国家已经在各地全面推开了。对我们来说，初衷是解决重庆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中国很大，各地情况都不同，做事不能“一刀切”，重庆成功的做法外地不一定适合，各地都应结合实际，在符合中央政策和群众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