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