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前些年的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另据社科院近日的一项调查显示，此次4万亿刺激计划，由于投资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基础设施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由于更多资源流入强势企业和部门，对中小企业形成进一步的挤压。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占全国企业总数1%的国企获得全国借贷的91.2%，而民营企业仅获得8.2%。

   贫富差距巨大会使社会矛盾愈加尖锐

   以上四大失衡导致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正是由于收入分配的四大失衡，导致我国内需拉力不足，被迫严重依赖国外的消费和市场。很多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开支逐年提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达60%至75%。而我国消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52%下降到2008年的35.3%。

   贫富差距巨大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大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急需采取措施从根源施治。

   缓解四大失衡提振内需的十条建议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的支撑，我们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一方倾斜：

   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

   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和动乱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的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财税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1)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减少普通百姓的征税额，取消低收入者的纳税。(2)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些补偿。(3)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却十几元、几十元卖股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4)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5)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

   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更使中国的消费市场无法拉动。中国工人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广大群众工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夺民众的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而且公众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发行成本应接近。这样，大小非对市场的冲击和压力也会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被大小非和机构剥夺。同时改革新股询价制度，改变超高市盈率发行，在一级市场制造泡沫到二级市场掠夺的不合理现状，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

   另外，中国股市是全世界融资比例最多的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大多数国际市场都没有发行几只股票。然而仅200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资达5000多亿元，仅12月份一个月就发行新股35家，而且发行市盈率高达70倍甚至100倍！超过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资金200%多甚至300%！建议制定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遏止上市公司“铁公鸡”现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同时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

   三、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而真正吸纳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多少优惠

   因此，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

   四、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应趁着现在政府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