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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胡耀邦政治秘书刘崇文: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
炎黄春秋   2010-03-11 17:40:38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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