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搜狐CEO张朝阳日前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谈及自己最近的一次题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演讲时坦言自己想法的改变。张朝阳认为，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调控只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做了一些微调；“但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原因。中国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权力对市场进行干涉，这让我忧虑。”

记者 曹海丽

张朝阳身穿一件橙红色为基调的格子太空棉服，是那种泛着光的面料。大部分时间，他把双脚跷在另一张椅子上。

   上一次见到张朝阳，是十多年前。他创办搜狐未久，还在建国门内的长安大厦办公。谈话细节已经记不清楚，应该就是创业融资、商业模式、上市等等，媒体最热门的话题。令人艳羡的教育背景、略带传奇的融资故事，以及引起争议的“个人作风”，让他在同时代创业的网络新贵中脱颖而出。

   后来没有再联系过他，直到最近。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世界的，中国的，个人的。不过，当年三大门户网站三足鼎立的格局，倒还没变。

这次找张朝阳，是因为他最近在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在这篇题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的演讲稿中，他的发言让不少人意外—

   “那时候(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的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他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无时无刻地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他甚至像一个经济学家那样说，“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类似的话，独立的具有自由思想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反复说了十几年。

   但此刻它出自一个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一个拥有宝马敞篷车、豪华游艇，自称蹦迪比迈克尔·杰克逊更有创造性，曾经赤裸上身出现在一本时尚杂志封面的“时尚先生”口中。不少网友表达了感动和崇拜之情后，纷纷表示准备将首页立刻换成搜狐。

张朝阳说，他也没有想到在开会前一天下午花两个小时写出来的演讲稿，会产生如此热烈的反响。

美国的负面记忆

   张朝阳不认为自己是个“愤青”，他和政府部门的官员相处得也颇为融洽，除了憋不住，偶尔说一下，平时就回归到“爱党爱国”的状态。直到最近一两年，他一直处在一种自称为“带有偏见、个人情绪”的“爱国状态”中。

这状态部分地源于家庭，他的外公曾是一位老红军；更多则是源于他在美国及回国后的经历。

   张朝阳创业出名后，在媒体报道的那些公开的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清华物理系“被伤着了”、用自虐的方式试图证明自己的高材生，到美国后，又如何用反叛来平衡以前的压抑。但是，反叛没有给他带来心理慰藉。他在美国竞争最激烈的高等学府之一麻省理工学院的求学生活充满了不愉快的记忆，因为“一直在边缘化的状态生存”。他开始思念故乡。

   美国的日子，显然给尚不谙世事的张朝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矛盾，焦灼。他既接受了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的精神和消费观，又对美国人特有的傲慢极度敏感。他发现，在内心，实则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中国崛起”、中国人能“扬眉吐气”的民族主义情绪。

决定回国创业后，张朝阳很是兴奋。“能够在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中间生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他回忆说。

   不过，负面的记忆并没有因为人离开了美国而消逝。很快，他又面临着在董事会与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用一种东方式的智慧战胜了董事会里的美国佬，把他们都“踢”了出去，从而获得了绝对的控股权。

   2000年，美国新一届总统布什被选上台的那年，《岳麓书院世纪论坛丛书》为张朝阳出了一本书。书名叫《跨越三百年的自卑》。

   张朝阳写道:“可爱的中国人，我们刚刚从三百年落后的谷底开始攀升，我们像一直被否定的孩子，刚刚获得一些鼓励，颤巍巍地站立起来，依然羞愧而不知所措。我们善于不相信自己，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强大的西方永远代表发达，质量，信誉，我们往往需要在西方人的喝彩声中才意识自己的价值。关注心灵，我们还背负着三百年自卑感的重压，我们为自己居然可以对西方说‘不’而扬眉吐气，沾沾自喜。”

   一年后，中国申奥成功之时，张朝阳又在网上写了这样一篇日记:“这一刻，快乐在地球上被13亿倍放大”。“……几百年前，西方人踏上了传说中的中国的土地，发现了一个已经衰落的民族，一种优越感便不可遏制地产生而确立……接下来，便是我们一代代前赴后继，想向世界证明，我们是一种同等重要的文明。在仓皇而失态的努力中，我们政变，我们战争，我们尝试各种社会形态，并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变化之中，我们却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衰落，进一步加强西方的优越。”

   张朝阳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由衷的自豪。“当中国人看到自己劣根性的时候，我更看到这个。”他在我们的这次会面中坦率地说。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北京奥运会召开。他“欢呼”，他“赞叹”，他也抵制家乐福。“中国搞点什么事别人都来指责，特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