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笔: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慰问金

   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5月8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袁敬修打电话给杜述周，告诉他:中央决定给宋庆龄5万元补助费，由吴庆彤(原为周总理值班室主任，周总理逝世后。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专门处理临时突发事件)代表中央交给沈粹缜，再由沈粹缜转交给宋庆龄。但是，宋庆龄在得知这一事情后，表示不接受中央给的5万元补助金。当时，就只好将这笔钱暂存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5月14日晚，宋庆龄病危，情况危急。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在接到杜述周打给我的电话以后，当晚深夜12点多钟，我就到宋庆龄家里去了。15日上午我在宋庆龄家里楼下小客厅休息，这时，中央派来的吴庆彤进来，他走到我身边，交给我一张5万元的支票，说:“这是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我知道，按照宋庆龄的一贯做法，只有经过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这时宋庆龄已经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为收下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慰问金。

18日上午，根据安排，我上楼去看望宋庆龄。当时钟兴宝(宋庆龄的贴身保姆)用嘴贴在宋庆龄的耳边轻声说道:“首长，上海李局长专门来看望你了。”已经病危多日的宋庆龄这时竟然睁开了双眼，钟兴宝说:“首长一个礼拜都没有睁开眼睛了，今天听到你来了，突然睁开眼睛了。”恰在此时，周幼马(马海德之子，时任宋庆龄的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我向宋庆龄轻声地问候，并向她汇报:“中央派吴庆彤同志来看望你，并带来了5万元人民币慰问金。”她轻声说:“谢谢。”也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这笔钱就一直由我保管着，我也不能给别人。其间，因为工作需要，我曾往来于北京和上海两次，都一直将这笔钱带在身上，我也无法交给别人。

5月20日上午，沈粹缜大姐和我又一次上楼看望宋庆龄，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处在昏迷状态。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宋庆龄。

28日上午，我接到上海市委通知紧急返回上海，对宋庆龄后事的准备工作进行最后的检查。29日晚20点18分，宋庆龄逝世，当时我正在上海市委办公楼上，20点45分，总机急切地找我接北京来电，杜述周在电话里对我说:“首长已经过世。”

   经中央安排，上海市的胡立教(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祖康(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沈粹缜、朱可常(时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副秘书长)、陈维博(时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和我一起于30日上午赴京，参加宋庆龄的治丧活动。当日上午我在中办招待所再次见到吴庆彤同志，因为宋庆龄已经逝世，我想，这笔中央给宋庆龄的5万元慰问金已经没有放在我身上的必要了，就把这笔5万元钱的支票交还给他，并代表宋庆龄感谢组织上的关心。

第四笔:巴金捐款5万元给宋庆龄基金会

   宋庆龄逝世以后，为了纪念和缅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未竟事业，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宋庆龄基金会。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应邀前来参加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宋庆龄在海外的亲属和朋友时，宣布了这一决定。宋庆龄基金会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由邓小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沈粹缜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成员，她在北京参加完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仪式，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望了巴金(原名李尧棠)，沈粹缜向巴金详细介绍了宋庆龄基金会成立的情况，巴金立即表示要捐款，他让女儿李小林开了一张5万元的支票。沈粹缜回到家后打电话给我，把巴金捐款一事告诉了我，并想请我代收此款转交给北京。正好过几天我要到北京出差，便答应下来。当我从沈粹缜家里拿到这张5万元支票的时候，看到支票上面的印章是李尧棠。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饭店。我打电话给汪志敏(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告诉他巴金要捐款给宋庆龄基金会的事情。汪志敏立刻到北京饭店我的住处看我，我又再次向他介绍了巴金捐款一事，并当面把5万元支票交给了他。汪志敏表示感谢巴金对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支持，会正式出具收据寄给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