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 查全性

32年过去，我家里还一直精心保存着一份文件——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短短1200字的简报记录了当年恢复高考的艰难。

1977年，我52岁，还是一位被迫离开讲台10多年的教师。7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8月初赴京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时，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刚刚经历过“文革”，代表们起初对于发言都心有余悸。但让我们意外的是，从第一天开始，邓小平每天准时到会，并和大家一起离开。在5天的会议里，他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代表们感到“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解除了思想包袱。

参会前，我和许多教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颇为不满。8月6日，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作为15位高校代表之一，我对此有着相同感受。于是，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发言提纲，面对邓小平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了招生名额。”

当时，我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最后我还建议，把大学招生名额改由省区市掌握。按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真正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者均可报考。从今年开始改进招生办法，今年能办的事情就不拖到明年。

邓小平听完后，向我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周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支持。邓小平当机立断，当场指示:现在就要办，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教育部原来规定今年招收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个比例要提高，教育部立即执行。

就这样，1977年冬，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敞开。（记者 柯进 整理）

确定高校招收应届毕业生

科教是“文革”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截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被废止整整10年，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1977年7月，邓小平二度复出后主抓科教工作。8月4日，他邀请30多位科研人员、教师代表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确定当年恢复高考。

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因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为期45天，先后四易会址，这也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高考制度正式恢复。《意见》明确确定高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不是必须“劳动两年”。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将部分考生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作限制。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使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从此改变，成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决策。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其最大价值在于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和知识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