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可持续？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可持续？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是否对美国和亚洲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否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是否追求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并谋求大幅度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应该对中国违反国际商业规则的行为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来迫使中国遵守游戏规则?

    中国不愿意采取措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是国际社会难以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帮助美国进行全球反恐战争方面是否做得太少？如果是，美国是否需要调整政策，要求中国在反恐方面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中国是否正在滥用它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以致于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如果是，美国是否需要采取反制措施？

    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台湾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时承诺保卫台湾的安全？

    中国是否为了满足自己未来巨大的能源需求而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威胁？如果是，美国是否应该对此做出反应？

    两年内要搞多场辩论会

    上面这些充满刺激性的问题，并非是喜欢刁难的美国记者对白宫新闻官的提问，也并非美国大学政治专业的期末考试题，而是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重塑中国政策”系列辩论会的辩题。自2006年10月5日举办第一场辩论会以来，卡内基基金会已经在国会山总共举行了6场辩论，每次都围绕一个辩题进行，预计还将在今年年内举办最后的6场。

    辩论会都在国会山的听证大厅举行。前6次辩论会，人民网记者均未能躬逢其盛。美国东部时间6月11日中午，人民网记者应邀来到国会山参议院会议室，旁听了第七次辩论会，本次辩论的主题是：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吗？记者看到，富丽堂皇的会议室内座无虚席。会议大厅的装饰充满简化的欧洲风格，在星条旗的衬托下，讲台边悬挂的横幅上，魏碑体的“辩论”两个汉字格外显眼。

    中午12点，辩论正式开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马秀丝女士首先走上讲台致欢迎辞和开场白。随后，作为本次辩论的主持人，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走上台，介绍了参加辩论的两位专家季北慈和卜大年。季北慈是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现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今年晚些时候将赴瑞典担任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卜大年以前是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现任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史文还向观众介绍了本次辩论会的形式：两位辩手各用5分钟表述自己的观点，然后是40分钟的辩论和讨论时间，随后是半个小时的观众提问。

    在5分钟的自我陈述阶段，季北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已经“接受”甚至“拥抱”了美国一手创建的国际体系，从这种体系中得益匪浅，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当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当然在很多领域还需要做得更多。随后进入辩论阶段，季北慈和卜大年进行了观点交锋。

    记者注意到，由于两位专家都属于中间主流派，只不过一个中间偏左，一个中间偏右，所以争辩并不激烈，更没有抢眼的情绪化语言。这也使得辩论略显枯燥。观众提问阶段，不少观众把问题写在小纸条上递给主持人史文，两位辩手都给予了回答。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先后提出“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这两个概念，它反映了中国在对待“利益攸关者”这一问题上什么样的态度？你认为中国是如何定义“利益攸关者”这个概念的？中国和美国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有何不同？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国内民主改革将如何影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

    辩论结束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听众。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会议员行政助理告诉记者，“辩论太精彩了！我又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要不是这样，我不会坐在这里，从头听到尾！”他说，跟行政部门相比，国会对中国的了解的确要差一些，但是随着中国日益崛起，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会也对中国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国会了解中国的渠道有很多，比如国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比如国会议员通过私人途径了解中国。但是像卡内基举办这样的中国问题系列辩论，而且是在国会山举行，对国会来说“还是头一遭”，这样做非常有必要。

    美国西东大学外交系的研究生米凯尔·西门科目前在华盛顿世界事务委员会当实习生。他当天也聆听了辩论会。对于这场辩论，西门科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辩手水平非常高，两人提供的不同观点对讨论非常有益。”不过西门科说，美国自己是否够得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对这个问题，两位专家没有提及。“如果讨论一下，将会很有意思”。西门科说，美国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中包括主权、自治等，美国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俄罗斯和欧盟这些大国都在遵守这些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但是对美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美国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在现实政治中往往不遵循自己创建的这些游戏规则。“应该讨论一下，如何防止美国这么干！” 
  
    参加辩论的专家都是美国国内最懂行的

    对于为何要举办这样一个辩论系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作了这样的说明：“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在本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之一。了解中国，对美国来说事关重大，美国人需要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崛起和它产生的全球性影响。但美国人的中国观往往充满了错误百出的事实、应用不当的理论、先入为主的偏见、意识形态的羁绊和含混不清的概括。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讨论，结果往往是陷入两极。举办这样一个辩论系列，就是为了对中国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展开深入的讨论，以期向美国人提供一个观察中国的全新视角。”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博士是本次辩论活动的主持者。日前他在办公室接受人民网记者的采访时说，美国智库举行活动，一般都是搞报告会，很少采用辩论的形式，成系列的辩论更是没有，所以迄今为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唯一一家”比较有系统地针对中国问题展开辩论的美国智库。谈到搞辩论会的初衷时，裴敏欣说，“眼下有关中国的学术活动在美国很多，但是内容并不生动，而辩论会的形式比较生动，能够把不同意见都体现出来。”

    据记者了解，卡内基基金会迄今已经邀请了下列学者到国会山参加辩论：

    哈佛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马若德；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系教授诺顿；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东亚课题组主任胡永泰；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美国传统基金会客座学者、前驻华资深外交官和军事情报官沃策尔；

    海军分析研究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芬克尔斯坦(他的一本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书被中国国防大学当成教材使用)；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戴杰；

    纽约城市大学法学教授谭兢嫦；

    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弗里德伯格；

    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教授萨特；

    负责中国问题的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曾参与中国入世谈判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卡西迪；

    瑞士再保险(美国)公司董事长、美联储前副主席弗格森；

    前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现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即将赴任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的季北慈；

    前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卜大年；

    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

    实际上，作为主办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抽调了精兵强将。总裁马秀丝数次亲自到场致辞，中国项目的全部三位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史文、盖保德更是全力以赴，或亲自参与辩论，或担当主持人角色。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么多，卡内基在邀请“辩手”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呢？裴敏欣告诉记者，实际上，辩论会很难搞，通行的做法是找极左和极右的人来参加辩论，但这种辩论往往是“争吵的成分大于讨论的成分”，也就是说，辩手并不是用事实说服人，而是往往用观点来代替事实。“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注重对问题的讨论，而不是让个人进行表现，不能为辩论而辩论”。

    裴敏欣说，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卡内基邀请参加辩论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既不是极左派，也不是极右派，而是中间派，或者说是中间偏右或者中间偏左。“这些人是最最懂行的人，比较了解中国，在学术界的声望都比较好，但他们的意见又不统一。”

    辩论会的主要观众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

    美国智库举行学术活动，一般都在智库举行，为什么卡内基要把辩论会开到国会山呢？

    “我们是送货上门！”裴敏欣笑着说。他解释道，美国行政当局(如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等)对中国的研究很深入，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而国会山关注的主要是国内问题，对中国的了解跟行政当局相比“差了好几个数量级”。但国会在国际问题上又有很大的发言权，所以增加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就很有必要。但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理平时都很忙，没有时间老往智库跑，“于是我们这次就主动送货上门”，把辩论会直接拿到国会山去开。经过协商，国会山同意免费为卡内基提供辩论会场地。

    裴敏欣说，辩论会通过发邀请函的方式来确定观众。每次参加辩论会的观众大约有60-70人。这些人都是精英：30%到40%都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如行政助理、办公厅主任和法律顾问等)；20%左右的观众来自行政当局，如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其他观众则主要来自商界和学术界。

    辩论会的效果到底如何？裴敏欣说，他们打算给国会议员及其助手发放调查问卷，以了解他们对辩论会的反应。“第三场辩论会是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美国一个非常资深的参议员来听了，从头坐到尾。后来他对我说，他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辩论！”

    据裴敏欣说，开辩论会“是很费钱的事情”。每场辩论会要花费1万美元。为了举办这次辩论系列，卡内基专门雇了一位兼职协调员，给他发工资也需要不少钱。“请专家来也需要花钱，具体花多少不好讲，但是至少得报销专家的全部差旅费”。

    智库如果像大学那样搞终身制就完蛋了

    谈完卡内基的辩论会，话题自然转到智库在美国的生存之道。裴敏欣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基金高达2.5亿美元，光是利息就足以支付卡内基每年60%的运营费用，它还能得到其它一些基金会的资助，每年大约有500万美元。“如果按照人均基金数量来计算，我们是美国所有智库当中最有钱的。”正是由于卡内基财大气粗，它在招募中国问题专家时才舍得花钱。

    据记者了解，美国一流智库的高级研究员的年薪大约在十几万美元，而且还有很多研究经费可以支配。裴敏欣不愿意向记者透露他目前的收入水平。不过他说，从待遇方面讲，“智库比大学好得多！”他还说，当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每次到中国去出差，连老锦江饭店这样的地方都住不起。“现在，如果我到中国去住老锦江饭店，卡内基会认为我太节约了！”

    不过裴敏欣认为，跟大学相比，智库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终身制，“我们老板明天就可以把我炒鱿鱼”。但他又说，在大学里，如果你不搞研究，你还可以教书。智库没有教书的任务，如果你又不搞研究，整天在外面乱跑，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智库不能搞终身制，只有这样人们工作起来才会特别卖力。如果像大学那样搞终身制，“它就完蛋了”。他举例说，附属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曾经是非常有名的智库，但它的高级研究员都有终身制，所以现在变得很糟糕，养了很多“懒汉和老朽的人物”。

    到美国顶尖智库工作不容易

    裴敏欣出生在上海，曾经在浦东的一家缝纫机厂当过几年翻砂工，后来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匹兹堡大学、哈佛大学拿到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裴敏欣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时，被卡内基看中，被挖到卡内基当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那年裴敏欣才41岁。作为一名在大陆出生的华人，能在美国顶尖智库做到这么高的位置，堪称罕见。

    裴敏欣说，其实，美国智库很缺顶尖的中国问题人才。他说，如果有人希望到美国顶尖智库研究中国问题，以下几方面的事情必须注意：

    第一，要有吃苦的精神。最好先到中国农村去插队三年，或者先到中国工厂当三四年工人。

    第二，外语要好。

    第三，最好能到美国顶尖大学攻读一个政治学方面的博士学位，比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等都是很好的选择。

    第四，博士毕业后，最好先到大学教七、八年书，让你的学术水平更上一层楼，人也变得更成熟，看问题更全面深入。

    第五，全面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到智库当一名研究员，跟当大学老师相比，要求有更高的演讲技巧，要求有更高的行政能力，要求具有相当高的筹款能力。同时，智库研究员的研究也跟大学教授不同，不太讲究理论性，更注重政府和媒体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研究论文更通俗易懂，不像大学里都是“洋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