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王珏磊

　　朱海这两天有点郁闷。6月初，他被炒鱿鱼了。他本在上海浦东一家电子元件加工厂工作，是有5年资历的老员工了。而他被炒鱿鱼的原因，竟是因为工厂给工人们加了工资。

　　加薪引发纠纷

　　“4月份，上海最低工资从960元涨到1120元，我们厂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当时很高兴。但是，6月初就被辞工了。”朱海愤愤地说，“老板的意思是，我们工人工资太高了，他负担不起，得减人增效，于是我就被涮了，我们车间走了5个人，都是所谓的老弱病残。我都快50岁了，还能到哪儿找工作？”朱海长长叹了口气，很是悲凉。

　　记者找到了该公司的人事部门，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电话。他很客气，也对辞退朱海等人表示遗憾。但是，他说：“公司方面也是无可奈何，现在涨薪的压力很大，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不折不扣执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级标准给各部门的人员都加了工资，幅度在10%-15%，员工反应良好。然而，我们是劳动密集的代工企业，薪资成本的压力极大，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最经济地用人。”末了，霍先生犹豫着用神秘的口吻告诉记者，他们老板已萌生意图往内地发展，那里用工成本低廉。

　　不过，朱海并不以为然，他觉得近几年公司的生产效率大有提高，利润也持续上升，给员工加点薪水完全不伤皮毛。“现在主要是农民工太多，我们还没有能力同老板坐下来谈判。”

　　其实，加薪也引发了资方的思考。当记者联系到上海台商协会理事郁诗礼的时候，他正在赶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来当天(6月15日)他是要回台湾过端午节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装厂发生一起工资纠纷，他不得不改变行程。“其实，这只是一个工人不满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厂部。我不敢疏忽，千万不要出什么状况。上月，我们公司给员工普遍加了工资，有高有低，有人满意有人不满，这很正常。”郁诗礼有些无奈。

　　他认为，老板追利润，工人求涨薪，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无可非议。关键是建立一个公正而常态的博弈与谈判平台。“我个人认为，大陆已进入劳动力成本面临全面重估的新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供给曲线已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供给，这就需要谈判，大家要开诚布公。”

　　晚些时候，郁诗礼主动打电话给记者，说他公司的工资纠纷已解决：“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迁厂多是“表演”

　　起于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涨薪潮，震幅其实传至更远，在多个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的背景下，长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涨薪的震荡波。郁诗礼告诉记者，最近，他与在上海的一些台商和本地商人餐叙时，话题也不离“涨薪”二字。

　　“大家都很关心涨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几年，在工资问题上，我感觉到工人情绪波动特别厉害。”郁诗礼说。

　　现在应该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主动给工人适当加薪，是一些长三角厂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希望不要发生过激事件，让自己陷入被动，反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为商人们所提及。“有些代工厂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的文化。”一位台商告诉记者。

　　当然，也有迁厂的论调。一些沿海企业放出风声，因为承担不了涨薪的重负，要将企业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区域。郁诗礼对此说却并不认同。“这很大程度是一种表演，希望能对涨薪的趋势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迁移很困难，其一，迁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骤增，内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许多，还有，这些企业在当地已享受了税收优惠，迁移的话，就要吐出这些优惠。”

　　“我自己是不会迁厂的。”郁诗礼干脆说道。

　　经济发展模式已有转变迹象

　　“我觉得早就应该加薪了，不应该等到现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车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一直偏低，单从增长速度来看，劳动者薪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低，这样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

　　据野村证券对工业企业劳动力生产率的估算显示，劳动生产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仅为13.2%。

　　“我可以断言，作出加薪决定的企业，不可能因为加薪而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他们肯定算计过了，能够加薪才会加薪。”张车伟说。

　　“加薪确实势在必行。”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师张录法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在转变。虽然是否已出现彻底扭转供大于求局面的刘易斯拐点，业界尚有争论。另外，这段时期以来CPI的上升压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

　　张录法还提醒记者，长三角地区企业附加值相对较高，需要的是熟练的、素质较高的技术工人，对工人会有培训等等成本。因此，并非劳动者工资增长10%，就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增加10%，实际成本增加远远不及这个比例。

　　这一波的加薪潮，据张车伟的估计，最多也只能在沿海地区蔓延，不会触及内地。“现在还只是个案性的。”

　　不过，在张车伟看来，正在萌动的加薪潮，已经带来了某种令人欣喜的迹象。“我国以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生产模式，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这两个月我们的外贸出口有很快增长，这说明工资的增长还不能影响我国的竞争优势，也还不能扭转现有的发展模式，但，已经有了转变的迹象，加薪带来工人购买力提高，会使经济结构向着内需方向发展，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会有所减轻，今后我们会走向更均衡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张车伟认为，工资的增长还会减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两者是对冲的，我一直主张通过工资适度增长的方式来缓解结构性矛盾，减低我们在国际上的压力，而不是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法。工资适度增加，会增加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促进消费，让经济更为活跃。”

　　资方要让渡一部分利润

　　加薪是否如郭台铭所说，是一个趋势，富士康只是先走了一步？加薪是否会是一个转折，使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向依赖内需的方向转变？就种种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劳动协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群义。

　　时代周报：劳动者的薪酬增长，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孙群义：劳动者的薪酬增长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一段时间以来，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造成劳动者的薪酬增长较慢。第二，随着经济回暖，企业具备了支付能力。第三，引导和鼓励增加一线职工的收入，也是国家的大方针。第四，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并且已存在了很多年。低层次的劳动力比高层次短缺，女性劳动力比男性短缺，这其中便有工资水平因素在起作用，这两种人工资给得低，造成供给不足。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这次的涨薪。

　　时代周报：郭台铭说，加薪是一个趋势，他只是先走了一步。

　　孙群义：是的，这是一个趋势，郭台铭比其他企业早做了一个月。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物料成本、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较低，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现在三大成本的平衡已经打破，物料成本由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而提升，环境成本我们也付出得太多，因此也有个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问题。怎样形成一个合理的新的平衡，必须加以考虑。

　　时代周报：劳动者薪酬增长，是否会拉动消费，增加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使我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往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变？

　　孙群义：中国经济问题的短板，就在于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不足，我们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是过剩的，要让大多数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形成有效需求。加薪肯定会是一个转折，会拉动内需，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担心会因为成本上升，造成我们竞争能力的下降。因此，需要资方让渡出一部分利润，上游厂家也要让出一部分收益，形成互赢局面。

　　时代周报：劳动力价格水平怎样才算比较合理，由什么因素来决定？

　　孙群义：对初级劳动力来说，其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前，也就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改变之前，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等于个人生活支出加上必要结余，结余应在从事农业劳动收益两倍以上。达到两倍，劳动力就会相对稳定。拐点出现以后，意味着有条件出现成熟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关系。在中国，劳动力要真正做到按市场价值规律来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人口模式的转型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