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翻拍）

喜峰口第29军大刀队准备肉搏(资料)

    故事是从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开始的。自从70年前那第一声枪响，文学与政治这两个元素，就在关于卢沟桥的一切重述中缠绕难分。今天，我们也拾起这两把利器，再次回到70年前弥漫着历史烟云的卢沟桥下，重述这座桥70年来的文学瞬间和政治故事。

    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

    故事都有缘起，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也不例外。

    那一年的6月4日，好战的近卫文?内阁在日本登台。日本驻中国武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记述此时的东京开始盛传一个神秘的预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九一八’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此时，北平看上去依旧雍容宁静，其实她早已成了一座围城。在北平周围，日本华北驻屯军已达5700多人。再远一点，东面，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军队1万多人，北面的热河集结着日本关东军，西北面察哈尔有伪蒙军约四万。

    而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卢沟桥上，穿着灰色棉衣的29军士兵守卫着这里，身后背着的大刀是这支军队特有的标志。战争一旦爆发，几百米外的平汉铁路，将成为北平军民南撤的唯一安全通道。

    7月8日，一名叫邓云乡的北平中学生已经开始了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单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香皂，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啦，看宛平县开火的消息啦……”。后来成为大学教授的邓云乡在他的著作《文化古城旧事》中回忆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一个声音，一下子惊破了北平古城的宁静气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迟钝，昨夜睡觉时，清晨起床时，都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张小小的号外，放在面前，侵略者来了……”

    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麦新创作了《大刀进行曲》

    7月7日深夜，正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到宛平城内进行搜索，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7月8日凌晨2时，中国守军主动出击，组织大刀队，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铁路桥，几乎全歼日军一个中队。

    就在大刀队收复铁路桥的当天，歌曲家麦新创作《大刀进行曲》，这首歌迅速传唱中国。

    保卫卢沟桥的战斗十分惨烈，经过反复争夺，卢沟桥——平津的唯一屏障失守了。7月29日，率先报道“西安事变”而成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北平安静的清晨中醒来，“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哲元)‘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

    这一天，北平沦陷。在北平西城，年迈的诗人陈三立的生命正在接近终点，他已经一连五天拒绝进食，带着亡国之痛，忧愤而死。

    邓云乡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沦陷中结束，他记述说：“在凉风萧飒的深秋，学生们背着书包默默而来默默而去，连最爱打闹的同学，也老实了……童稚心里随时想着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内容，在记忆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个冬天。”

    八年抗战史上，“卢沟桥”就是刀和枪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八天，夏衍、于伶、崔嵬、章泯等16位剧作家就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一个月后，由夏衍、张庚、郑伯奇整理，洪琛导演，冼星海、周巍峙配曲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戏院演出，由此揭开了席卷全国的戏剧救亡运动的第一页。袁牧之、赵丹、周璇、于伶、崔嵬、金焰、王人美、顾而己等百余位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著名影人都参加了该剧的演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复旦大学文摘社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文摘》，以首发《毛泽东自传》而闻名。其实在这一期《文摘》内，唱主角的是“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醒目的黑体大字触目惊心，标题下方是陈烟桥的木刻版画“用鲜血争取民族生存”，警示着幻想和平的人们要面对现实，“抗战”二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场战争的紧迫性、严酷性。

    翻阅这本特辑，第一页就是塞克作歌、冼星海制谱的《保卫卢沟桥》——“敌人从哪里来，把他打回哪里去！中华民族是一个铁的集体，我们不能失去一寸土地！”最后一页仍是《保卫卢沟桥》的同名歌曲，章友三词，陈歌辛曲。

    在随后浩浩荡荡铺开的抗战长卷中，以“卢沟桥”之名创作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新中国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曾创作《卢沟桥》这样激励人心的抗战诗文，田汉也曾创作大型话剧《卢沟桥》，连小说家老舍也着眼于相声的讽刺和战斗作用，他写的相声段子《卢沟桥战役》，由欧少久、董长禄在成都、重庆的书场里表演百余场，盛况空前，其中一段讨敌电文的“贯口”更是广为传颂。
 
   崔健的“后现代”卢沟桥，只想“睡个好觉”

    1995年，曾经拍摄《开国大典》的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带着他们的新片《七七事变》赴香港举行了首映式。在记者如云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之音”驻香港首席记者抛出一个刁钻的问题，“你拍了许多大片都是共产党打国民党的，这次却拿着国民党打日本人的影片来香港举行首映式，对这一现象怎么解释？”

    话题虽刁钻，却折射了一个事实，即1949年之后的文艺所关注的抗战场景多为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抗战纪实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八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正面战场”写作的缺失已经逐渐被弥补，如花城出版社的《虎啸八年》，在内地出版的抗战小说中首次触及国民党正面抗战，再如2005年的《国殇》也曾风靡一时。在这一段历史中，卢沟桥自然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原点”，29军国民党将士的浴血之战，在这样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中，不期然地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纽带。

    时至当代，“卢沟桥”甚至渗入流行文化。1986年9月，内地摇滚领军人崔健参加为修复卢沟桥的义演活动，演唱了专门创作的新歌《让我睡个好觉》，他以“卢沟桥”的口吻，去掉所有历史符号，以还原卢沟桥的本来面目，“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一场场政治“寻根之旅”，卢沟桥成为“原点”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一行14人抵达北京，这是台湾民众第一次赴内地探亲。他们在陕西拜谒黄帝陵之后，第二站就赶赴卢沟桥。在黄帝陵，台湾人找到了同根同源的祖先，在卢沟桥，他们找到了合法身份的依据。

    在政治文化史上，卢沟桥无疑是一个圣地，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仍产生巨大作用力的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纽带。2005年7月11日，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的新党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内地访问团，抵达北京即赴卢沟桥凭吊，曾参加过卢沟桥战役的抗日名将何基沣的次子、60多岁的老人何?特地赶来欢迎。

    那一年8月9日，从台湾来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的黄埔将军们也在同样的地点，抚摸着卢沟桥头的石狮子，用一个巧妙的比喻形容两岸黄埔军校校友的相逢——“草鞋朋友”的相会。“根根草绳缠缠绕绕，做成的草鞋经久耐穿，就像两岸的黄埔校友，虽然曾在战场上互为敌手，然而今天，剪不断的民族情结让我们开心相逢。”

    两岸黄埔共此情，中日友好的“寻根之旅”同样要从卢沟桥开始。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抵达北京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亲赴卢沟桥，在《血肉长城》巨幅雕塑前鞠躬、献花圈、默哀，小泉由此成为第一位在卢沟桥献花圈的出身自民党的日本首相。

    2005年，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忏悔。2006年，70岁的日本僧人岩田隆造又来到卢沟桥，50次下跪叩首，对当年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表示谢罪和祈祷。古老的卢沟桥，幻化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政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