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城市，并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交给了一个时代。在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农村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这个群体又由舞台的中央走向边缘，成了社会阵痛的承受者之一。这个群体有一个相同的称呼:知青。

知青李少武和他的小屋。记者 向竹清 摄

   冬日的阳光，带着丝丝暖意，越过瓦房的屋顶，洒在州城巷子的地面上。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的早晨，老人李少武背着双手，一瘸一拐地在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着，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抹出一些亮色。

   如今，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李少武已经很少像这样在巷子里散步了。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蛰居在他那只有9平方米的昏暗潮湿的小屋里，靠低保度日，与孤独为伍。

   李少武是下过乡的老知青，坐过办公室，当过领导，也种过地，可谓尝尽世间百味，他的经历也可看作一个群体的缩影:他们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交给了一个时代，如今很多人却居住在这个城市幽暗孤寂的角落里，若无人朝花夕拾，或将永远淡出公众的视野。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下乡知青。

   荣耀

   在邻居看来，60多岁的李少武和妻子离异多年，性格有些孤僻，女儿常年在外打工，此外并无太多印象。然而走进他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很多，多得让你忍不住想写一本小说。

   而故事的开头，应该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196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蔓延开来，恩施也不例外。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如“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类的标语，隐隐衬托出弥漫在人们心中怪异而疯狂的气氛。

   这一年，还只有16岁的李少武已经在恩施前进服装社上班并主管社团委工作，年少轻狂的他自然没能抵挡住狂热氛围的影响。很快，一张下乡申请放在了社领导的办公桌上。但令李少武有些沮丧的是，他的申请被领导以年龄偏小为由拒绝了。

   第二年，李少武再次递交了下乡申请，终于得到领导批准。

   李少武的举动自然遭到父母的极力反对，“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厌倦了整天坐办公室的生活，想到农村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最终，拗不过李少武，父母也只好作罢，由他去了。

   这一年，青年付梅、毕和也汇入了上山下乡的人流中。

   和李少武稍有不同的是，除了当时的意气风发，付梅、毕和更多是因为生活的窘迫。当时，付梅一家7口人，仅靠父亲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来维持，而毕和的父母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妹妹还在读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两人只得下乡谋生。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影像资料来还原知青出城时的场面，但从这些老知青口中，依然能明显感受到当时狂热的气氛。

   “知青们戴着大红花光荣地坐在车上，像军人参军一样，道路两旁站满了行人，有哭的，有笑的，有大叫的。”李少武回忆道，作为放弃城市工作主动申请下乡锻炼的典型模范，李少武被安排在车队的开道车上，享受着行人的注目和欢呼，这时李少武内心的荣耀感达到了顶点。

   更多的知青们，则坐在车上，和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并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车子离城越来越远了，付梅坐在车里，一路无语。

   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青春

   刚下乡的日子，虽然有些艰苦，但情况依然向好。

   李少武、付梅和毕和3人被分到了盛家坝公社，其中李少武和付梅同在一个大队的园艺场工作。

   刚开始，这群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对农活一窍不通。“当地人一天可以烧四五筐火灰，我们几个知青一天还烧不到一筐火灰。”付梅回忆道。

   知青不会干农活，公社只得派当地农民手把手教他们，一年下来，他们自然也成了做农活的好手。

   尽管刚开始每天累得闭眼就能睡着，但知青们的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第一年，知青们每个月可以得到20公斤口粮，这在当时，也是相当不错了。大家10人一伙，共火做饭，也算是苦中有乐。

   然而到了第二年，情况突变，知青们每月的口粮取消，只能靠每天挣的工分来维持生活。这时，平均的大锅饭马上露出弊端，大家开始责怨对方偷懒、不爱劳动，并各自开起了小灶。

   “在农村，再重的活你都得干。”在下乡第二年，付梅被园艺场调到附近的大队修水库。做的全是挑石头一类的重活，付梅有些吃不消。一次，付梅在挑石头过程中，从一个高坎上摔了下来，腰部严重受伤，至今还有后遗症。

   在多年的下乡经历中，李少武、付梅和毕和，这一行3人，从同一原点出发，开始划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李少武于1966年入党，并先后被安排到公社加工厂、大队党支部工作，1970年，李少武被调到小队教学点教书，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也算是桃李满天下。而其放弃城市工作主动申请下乡的举动也在广大知青中广泛传诵，报告会一场接一场，事迹屡见报端，李少武红极一时。

   付梅在园艺场工作3年后，被园艺场以场内知青名额超限为由，分配到更为边远的一个小队，不久与当地一个农民汉子结婚，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庭。

   毕和因为其“刺头”性格被调配到更为边远的新塘公社，并一度当选过小队的生产队长。

   尽管这3人有不同的经历，但自始至终，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饥饿。

   谈起当时的经历，毕和这个魁梧大汉，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话语哽咽。

   “家里没有粮食了，就到山里打板栗吃，刚开始两顿还好，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换着法子弄了吃。”毕和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板栗饭吃了12天加一顿。

   “那么多年，身上从来没有揣过一分钱。要找人借一勺盐，还得走上一两公里路，这还是家里来客人了才借。”毕和说。

   至今，李少武、付梅和毕和都还有不吃合渣、蚕豆、板栗的习惯，“吃了十几年，天天吃，顿顿吃，吃怕了”。

   苦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中央领导人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运动，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1979年，大批下乡知青开始返回城市。但当他们回到城市时，突然发现这已经不是曾经离开时的城市。于是，他们只得试着改变自己。

   这其中有些人成功改变了自己，并步入了新的人生起点，而另一些人，则要继续经历艰难困苦。

   如今，付梅一家4口还和几户人家租住在土桥街一个低矮的四合院里。房子太小了，在外当门卫的儿子每天深夜回家后，只得睡在客厅兼厨房的木制沙发上。

   在三义宫巷有一间矮小的瓦屋，门是三夹板做的，勉强能挡风避雨，老知青李少武就住在这里。屋子里堆满了物什，一张床占据了房间大半空间，床尾还放着一个菜缸。每天晚上睡觉时，李少武只得弯曲着腿，斜躺在床上。

   知青龙承柱租住在四维街一间老房子里，如今在市内一商品房小区当门卫，月收入600多元。去年8月，龙承柱腋下起了个大包，被医生诊断为恶性肿瘤，听说住院费要好几万元，龙承柱只得出院。“反正这病是治不好了。”龙承柱这样安慰自己。

   回城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错误的结合和失败的婚姻。

   “有些是知青回城，配偶户口转不回来，有些是生活实在太窘迫，总之原因很多很多。”经历了几次失败婚姻的毕和说。

   多年前，李少武写过一首诗:“苦琴一曲挥悠长，笛声落泪思还乡……”以寄托思乡之情。而当他们回到故乡城市时，依然需要面对苦涩的生活。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岂是苦涩二字能说清道明。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