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在卫生政务通报中乐观地表示，2006年我国卫生服务形势出现良好变化，将之称为改革开放以后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医药费用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患者门诊急诊费用接近零增长，住院费用出现负增长，药品在医药费用中的构成比例持续下降，患者负担有所减轻。
　　
　　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最小之辞，并不值得人们高兴。就2003年卫生部发布的公报来说，1991—1995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4％；1996—2000年，每年递增11％；2001年仅增长5％。这么一看，上述这些年头的增幅几乎均可被定性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不啻是展示了一幅医疗费用增幅年年猛降的路径图。然而，与卫生部说法针锋相对的是，恰好就是在这十多年里，民间形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共性共识。虽然目前尚无更具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统计来佐证这一认识，但是前年“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足以说明问题。
　　
　　医疗费用年递增幅度越来越小，民众却感觉看病越来越贵，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过多年的猛涨，医疗费用继续加价的空间已日渐缩小；即使主管部门不予以有力监管，垄断性极强的医疗行业也会进行自我调整，守住并谨慎扩大既得利益，行走在引起众怒的边沿上。好像一辆汽车发动之初是以加速度向前奔驰，达致极限附近之时，速度自然会逐渐调低。另一个可能则是，目前卫生部门的信息统计系统对上、对外具有某种不由自主的欺骗性、虚假性。今天，成果共享已成为主流民意和执政理念，在向上级汇报行业信息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地方卫生主管部门会撒谎造假，以赢得公众好感？
　　
　　公众关心且需要的是医疗费用的下降，并非其增速的减慢与否。即使增幅年年猛降并非卫生部门一厢情愿的幻觉，对于最近几年来的天价医药费案、假药案等每每引起轰动的医疗纠纷，对于医疗行业的若干体制沉疴(如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赢利性的矛盾，医药不分和管办不分的矛盾)，管理者都不应乐于将之遗忘，用数字给公众构造出一种并不真实的未来幸福感。要力避这种可能犯众怒的局面，在学界、政界、跨国咨询机构等各自完成的七大医改方案已经成形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就须把它们交给全民讨论、决定。
　　
　　在独立的民间调查缺席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往往都有公布对其有利数据，以夸大政绩的倾向，但用数字为民众编造的幸福感是靠不住的，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二战结束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会见麦克阿瑟将军时坦称，倘若日本的统计数字足够准确，断不敢妄自尊大，以为具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实力；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自夸冲动造成的可怕局面。近年来，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GDP、环保、住房等方面的数字打架，也无不证实了这一点。近日，卫生部在卫生政务通报中乐观地表示，2006年我国卫生服务形势出现良好变化，将之称为改革开放以后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医药费用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患者门诊急诊费用接近零增长，住院费用出现负增长，药品在医药费用中的构成比例持续下降，患者负担有所减轻。
　　
　　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最小之辞，并不值得人们高兴。就2003年卫生部发布的公报来说，1991—1995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住院病人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4％；1996—2000年，每年递增11％；2001年仅增长5％。这么一看，上述这些年头的增幅几乎均可被定性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不啻是展示了一幅医疗费用增幅年年猛降的路径图。然而，与卫生部说法针锋相对的是，恰好就是在这十多年里，民间形成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共性共识。虽然目前尚无更具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统计来佐证这一认识，但是前年“医改基本不成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足以说明问题。
　　
　　医疗费用年递增幅度越来越小，民众却感觉看病越来越贵，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过多年的猛涨，医疗费用继续加价的空间已日渐缩小；即使主管部门不予以有力监管，垄断性极强的医疗行业也会进行自我调整，守住并谨慎扩大既得利益，行走在引起众怒的边沿上。好像一辆汽车发动之初是以加速度向前奔驰，达致极限附近之时，速度自然会逐渐调低。另一个可能则是，目前卫生部门的信息统计系统对上、对外具有某种不由自主的欺骗性、虚假性。今天，成果共享已成为主流民意和执政理念，在向上级汇报行业信息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地方卫生主管部门会撒谎造假，以赢得公众好感？
　　
　　公众关心且需要的是医疗费用的下降，并非其增速的减慢与否。即使增幅年年猛降并非卫生部门一厢情愿的幻觉，对于最近几年来的天价医药费案、假药案等每每引起轰动的医疗纠纷，对于医疗行业的若干体制沉疴(如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赢利性的矛盾，医药不分和管办不分的矛盾)，管理者都不应乐于将之遗忘，用数字给公众构造出一种并不真实的未来幸福感。要力避这种可能犯众怒的局面，在学界、政界、跨国咨询机构等各自完成的七大医改方案已经成形的情况下，主管部门就须把它们交给全民讨论、决定。
　　
　　在独立的民间调查缺席的情况下，职能部门往往都有公布对其有利数据，以夸大政绩的倾向，但用数字为民众编造的幸福感是靠不住的，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严重的。二战结束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会见麦克阿瑟将军时坦称，倘若日本的统计数字足够准确，断不敢妄自尊大，以为具有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实力；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也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自夸冲动造成的可怕局面。近年来，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GDP、环保、住房等方面的数字打架，也无不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