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无论是当初为了反危机而刺激经济，还是当下为过热的经济和如火如荼的资产泡沫降温，政策首先考虑的都是银行和国企，家庭利益被放到了最后，甚至被牺牲掉了。

   为了挽救跳水的外需，我们求索于房地产。随着家庭的负债增加，资产方完成从现金到泡沫楼盘转换之时，家庭的财富却转移成了财政收入、开发商利润以及银行的利息。

   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用惯常手段予以回应——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行业。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使得工厂得以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但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只在于增加未来产能，而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就业的方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

   有权威经济学家说，我们是在做好事，这不仅仅是投资，政府是在为未来提供公共消费。只不过家庭将来为这些“公共消费”所支付的却是高成本的。因为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产生坏账，中国家庭只有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收入增长和低储蓄利息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

   经济明显趋热，资产泡沫也升了级，央行除了数量控制外，价格却始终按兵不动。或曰加息会损害中小企业，或曰加息会招致汇率升值压力，我看都不成立。因为任何资产泡沫的内涵其实都异乎寻常地简单，过度的货币和信贷扩张之后，企业和家庭对于长期利率的预期极低，甚至是负利率，只有投资在一些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才能求得心灵的安慰。抑制泡沫唯有大幅抬升长期利率的预期。

   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银行和垄断部门不乐见加息。过低的利率迫使家庭(即经济体中主要的存款者)，为借贷者补贴借贷成本。存款与贷款利率间的天然价差，将迫使家庭事实参与为银行注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去年赚了3000亿的利润)，以解决那些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坏账所带来的银行资产负债表问题。

当股票市场一帮无知的投机客整天在为央行的加息忧心忡忡时，殊不知货币当局可能打心里就没打加息的“米”。

   中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中国面对美国及全球消费收缩越来越难以适从，中国的出口和人民币汇率面临全球性的“围剿”。必须降低这种依赖，而唯一的方式就是提高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中央政府极其渴望带动国内消费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体制驱动着家庭未来仍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为无利可图的投资潮继续买单，家庭消费增长的希望又在哪呢？

   坦率地讲，当下的政策首先照顾的是银行和垄断部门，而牺牲了家庭的利益，这将祸害中国的未来。当财富以“反危机”的名义进一步从家庭流向银行和国有垄断部门之时，谁又来承担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重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