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已到“而立之年”，公众对高考制度的成熟有着普遍的期待。然而，走过30年历程的高考在作弊这一顽症面前，仍然没有办法真正地“立起来”。屡见不鲜的作弊事件频频给世人敲响警钟。此次央视记者卧底河南郸城，曝出的高考作弊内幕并不复杂———替考方买通当地高招办，临时办个准考证；或是将准考证上的考生照片临时换成替考者的照片，然后买通监考老师实现替考。这些高考作弊现象大抵可归为招生部门的内部失守。随着一起起高考作弊事件的曝光，很多人都会问：究竟有多少考生通过作弊溜进了高校？答案也许很难知道，但这确实是一种事实存在———最近媒体报道的一位张姓作家，便自曝当年靠作弊才走进了大学校门。

　　高考作弊现象的频频现身，损害了高考的公平与公正，挑战着高考制度的严肃性。

　　事实上，高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考生、家长与学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考生成绩上去了，学校升学率提高了，学校可以在办学资源方面获得更多利益。去年发生在陕西汉中市洋县高考替考事件，就是由相关学校和老师一手操作的，为的就是以高考升学率维系“政绩”。在此背景下，我们如果仍然仅仅寄望于确立教育领域相关人员的诚信品质，寄望于教育部门自身通过相关行政手段来遏制高考作弊现象，很可能是徒劳的。

　　也就是说，要想根治高考作弊现象，首先要从当前高考的考试模式与监考制度着手改革。比如，考试试题的过于“标准化”的弊端已经暴露出来，其中之一就是为考生作弊提供了方便，一些人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在高考中舞弊，大多是利用了命题“标准化”的“便利”。再者，高考的监考工作一般由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承担，由当地的教师担任监考人员———在本地升学率的压力下，在权力、关系、人情等因素的牵制下，不能不令人担心，这样的监考制度存在漏洞。

　　根治高考舞弊现象，我们更要置于法治的大背景下，即通过出台一部与考试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来构建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尽管此前教育部也曾发布过诸如《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诸多考试舞弊行为及其处理办法做出了规定，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一部专门的《考试法》。法律的阙如使得高考整个流程的各个环节难以得到全面规范，同时，对种种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也缺乏具体的法律责任界定。

　　一再发生的高考舞弊事件，催促着我们加快相关教育体制与招生模式的改革，不断完善对高考作弊者的惩治制度，让一切以身试法、干扰和破坏高考公平与公正的行为受到严惩，还高考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