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皇故里公祭女娲 刘东亮摄影 （资料图片）

    中国人在精神图腾上的香火一直未曾断绝；而祭祀，这一独特的仪式，正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的精神传承，。早在春秋时代，孔子便正色告诫弟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然而，曾几何时，祭祀骤然“风行”全国，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名目也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在这个国家繁荣，经济腾飞的时代，此起彼伏的祭祀风潮，吹的究竟是怎样的风？蕴含着的究竟是怎样的意味？这股风潮又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怎样的喜与悲？

    祭祀活动　遍地开花

    前几天正好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一时间，龙舟竞逐，各式各样的屈原造型，连同他那些千古传诵的篇章，纷纷从不同的地点蜂拥至人们眼前。更还有不少网友相约共着汉服，以传统的祭祀形式来凭吊这位爱国赤子。

    多年以来，人们“约定俗成”地在端午节这天纪念屈原这位楚国大夫、汨罗逝者的行为正在悄然受到“挑战”。继前年韩国江陵 “端午祭”被注册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去年苏州市关于端午节的“伍子胥起源说”也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并举行了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今年以来，各地纪念“端午节”的带有“国际”字样的龙舟活动和比赛不绝于耳。

    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文化认同，祭祀活动在我国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上述祭祀爱国诗人屈原的种种活动，憧憬先人高尚的情操自不必提。在１９３５——１９４３年期间，值抗战生死存亡之际，国民政府就曾多次祭祀黄帝陵。特别是１９３６年清明节，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中华儿女共同抗日的信念起到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山西公祭大槐树先祖，浙江公祭大禹，山东公祭孔子等活动，都已在国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和影响力，吸引了不少海内外人士前来慎终追远，寻根问祖，缅怀感叹当年的创业艰难。以上这些，无疑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并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名人”分身有术，各地“赶场”一个不落

    以上这些活动，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人们远去的纪念传统节日的热情，但目不暇接的祭祀活动也使得大家满头雾水。

    其实，这只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祭祀活动的一个缩影，正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不少耗资巨大的祭祀活动，到头来“吃力不讨好”，并成为抨击的“靶子”。

    日前，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在神话传说中的女娲炼石补天故地——宝丰镇女娲山举办了一次女娲公祭大典。据当地媒体报道，竹山县为此活动“投资１５００多万元，重塑１８米高的女娲雕像，建起了女娲祭坛、圣母亭、问天阁等景观，仿塑‘中华母亲山’标志石，雕刻《康熙字典》”。竹山县是国家重点贫困县，２００６年全县的财政收入才刚过１亿元，竟然拿出１５００万元办“公祭仪式”，一时间被社会各界推上了风口浪尖。

    后来，该县的负责人一再澄清，有据可查的投入只有７４０万元。但即使这一笔“小”钱，也足以令人侧目：投资４２０万元，为宝丰镇修建了一条２０多公里长的公路；旅游开发投入近３００万元，其中建女娲塑像花费５０万元，建其他景点花费２００万元，这３００万元中有１５０万元为个人捐款；办节花了２０万元。

    至于竹山县举办公祭仪式的理由，这位负责人表示，一是扩大该县“女娲”文化的影响，二是为了招商引资。据《山海经》和《录异记》等记载，上古时期女娲是在竹山县西女娲山顶炼五色彩石补天。而竹山拥有世界总储量７０％以上的绿松石，即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一些地方都在宣扬女娲文化，搞各种活动，我们当然也得抢着上。”这位负责人说。

    事实上，女娲“资源”的确抢手。据了解，与女娲“沾边”的山西长治、河北涉县、甘肃天水等地都曾举办过相关祭祀活动。前不久，西安方面也表示，骊山中华女娲文化研究会在临潼区成立。该研究会公布了１２幅女娲雕塑的设计图，并向公众征求修改意见。据悉，临潼区将在两年内建成女娲雕塑。当地专家称，考古资料和骊山周围大量的遗址、遗迹表明，骊山是女娲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类似上述“女娲事件”其实层出不穷，这些被祭祀的“名人”——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从神话中演绎而来——俨然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忙着“赶场”。例如在浙江相邻的两个县，每年都在各祭各的书圣王羲之。同样，浙江还有好几个地方，纷纷各自举行活动，以纪念梁山伯祝英台在当地“十八相送”。

    祭祀风，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风？

    虽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一大传统，但近年来祭祀活动的风行，无疑有其现实的原因。有专家认为，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益提高，“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的民族认同感也更加增强，同时的确需要一些庄重、公认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

    然而，当前的不少祭祀活动，由于都是由政府主导，且花费不菲，因此引来不少非议和质疑。在这样的压力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成了地方政府举办祭祀活动的理由和原动力。据介绍，祭祀活动的经济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事业，使外界有机会考察、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和特色产品，以吸引相关的投资机会。

    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举办祭祀活动，还有一个“难以言说”的理由，那就是能够增强地方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有能够拿得出手的“政绩”，能够创造与上级领导接触的机会。或许，在有些地方，这还成为了一些官员增加灰色收入的途径。

    在不否认祭祀活动对发展当地经济方面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同时也要承认，这种发展是难以量化的，且难以明确说明哪些发展是因祭祀而来。同时，大张旗鼓的祭祀，耗费公帑无数，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这种投入只是九牛一毛，不会增加当地人民的负担，且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但对于经济落后地区，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湖北竹山县的女娲公祭大典，其投入中有据可查的就有７４０万元，这放在哪里都不算一个小数目，何况该县的财政才刚刚超过１亿元。当地政府的诚意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用这种方式来促发展，是否有点操之过急？

    对此，从事国学研究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东辉指出，现阶段“风起云涌”的祭祀活动，已经明显过多、过滥了，这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不如说是一种透支。当前，我们对需要悉心沉淀的文化投入还远远不够，很多都是“表面工程”；与此同时，却一次次向“老祖宗”无度索取，摇起他们的大旗。长此以往，我们就不担心会吃光“老本”吗？ 

    “昔人已乘黄鹤去”，无论我们如何大肆铺张祭奠，也难以将他们唤醒。民俗专家吴露生认为，我们缅怀先人，其实也是对当今的一种期待和警醒。也许，我们更应该从实际的角度出发，使祭祀活动做到对得起历史，更对得起眼前的经济、环境和人民。（记者叶健　张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