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226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

这是一年前的大地震，留给我们的创伤。

这一年，我们见多了数字，听惯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类宏大的词语。然而，数字是冰冷的，统计学统计不了数字背后的悲欢离合；大而化之的词语，同样无法承载人们内心深处的沧海桑田。

这一年，我们常常在想，地震破碎大地平沉的那一刻，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那些遇难者、失踪者、受伤者，那些幸存者、志愿者。那些感动过我们的寻子母亲、夹缝男孩，那些在前线指挥抗灾的基层干部，让我们思考生命与自由关系的范跑跑，他们的命运怎样了？

于是，在汶川大地震周年之际，我们做出这一份寻人启事，寻找地震时期在媒体中频繁出现的熟悉面孔，寻找数字背后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寻找大灾之下，生命的价值。

杨进太再也没有时间唱歌了。从前，他在擂鼓镇田坝村的山上，一天到晚喜欢唱几句。在歌声里，他和老婆许从敏，出工收工；在歌声里，他有了儿子杨刚、女儿杨雪琳。

地震毁了他的当归地，他的树林，他的家。现在，只要不下雨，他就得到另一座山上，和十几个工友一起，为一家制板厂伐树。干一天，能挣80元。只有下雨时，才能回家。

许从敏地震中被石头击中左颅，昏迷了26天。在医院里，他用歌声唤醒了她。出院后，她的头脑反应比过去慢一拍。每天，在擂鼓镇板房区，她等着女儿放学回家，等着下雨天。

许从敏，是汶川大地震中374643名伤员中的一个。

贺先琼不愿意再回顾寻子的事情。这个瘦小的北川女子，当初曾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奔走，从寻人启示到网络人肉搜索，从北川到绵阳到成都到重庆到江苏，从央视到湖南卫视到凤凰卫视到四川卫视。

她没有想到，有一天照片上的孩子找到了，却不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王文骁，如果还活着，今年该5岁了，长得胖乎乎的。

王文骁，是汶川大地震中17923名失踪者中的一个。

龚天秀还是忘不了她的老公。结婚26年，他没有让她干过家务，有他的呵护，她任何时候，都感觉到从内心里在笑着。地震，甚至让她宿命地觉得：自己享福享得太早，遭到了报应。她的丈夫王怀俊，北川县科协主席，楼塌时，一直用胳膊护着她。网上的同怀纪念馆，给他写着这样的墓志铭：放下你的双臂吧，妻子和儿子都平安了。

王怀俊，是汶川大地震中69226个遇难者中的一个。

69226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这是一年前肆虐大地后的地震，留下的冰冷数字。

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

“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是犹太人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时的心声，他们对生命的尊重由此可见。

让每一个数字都有名字，是艺术家艾未未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希望在悼念和纪念遇难者的时候，知道他或她的名字，这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在大灾难中，这似乎是一个奢侈的想法。大地震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给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带来巨大的困难；而地方官员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构成了更大的阻碍。

在清明节时，艾未未用文字表达着他的不安：“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伤痛，这个不安是来自遗忘，来自对生命的漠视，对生的价值的漠视正在吞没每一个生者的灵魂。”

我们所做的，也在于对抗这种遗忘。一年前，我们在大地震的震中汶川映秀镇，记录下200多个名字：张凯月，女，14岁；高飞，女；陈昱，男；无名，漩中；无名，漩中??那是一份死亡名单，记录于5 月17日，汶川映秀镇渔子溪村村后的山上，这份名单上记录的更多是“无名”，旁边仅注明大人或娃娃，男或女。

当时，我们和一些幸存者坐在山坡上，面前十多米的地方，四个武警抬着尸袋上山，他们白色的口罩手套，和黑色的尸袋、黄色的尸坑、绿色的山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山顶已挖好三个大坑。每个深 3米多，宽 3米，长数十米，呈川字形排开。不远处，一些幸存的乡亲，淡淡地说笑着，似乎并没有什么悲伤。

像艾未未一样，我们也渴望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现实空间不允许有这样一座纪念碑，我们愿意把它们印在纸上，做一座纸上纪念碑。

活着

2009年4月22日下午，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出殡，他的外甥女抱着遗像带头穿过北川老县城的废墟。 摄影·钟锐钧

我们为遇难者寻名，为失踪者寻名，寻回他们的前世今生。对于生者的关注，则让我们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的语境。夫子云：不知生，焉知死？只是，有时生死之间的转换，是那么快。大地震，在它发生一年之后，仍在持续不断地收人。

在绵阳，当冯飞捧着他的孪生弟弟、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像，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时，所有的人都惊愕了。像中的人，和捧像的人，太像了，无论相貌，还是气质。冯飞说：“我的灵魂一半已经跟随弟弟到天国。弟弟的魂魄一半给了我，我就是冯翔留在人间的影子……”

冯翔的死，让整个北川痛惜。他的朋友说：如果当天把他抢救过来，恨不得打他一顿。她的妻子摇晃着一位朋友的胳膊：只有你能把他叫醒，你叫醒他啊。坊间更有传言：他的母亲痛极，出语惊人，指着一群人说：你们，谁杀了我的儿子？

清明前夕，冯翔曾经写下组诗《望乡台》：“望乡台，望得见悲伤，望得见思念，却望不见故乡”。亲人说：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不虚掩、不夸张的人。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最后选择改变自己。

冯翔的故事，让我们感慨，死去何其容易，而活着多么艰难。“活着”，是余华一部小说的名字，而现实往往比虚构更有创造力。我们寻找活着的故事。

想起龚天秀的活着。她怕黑，怕打雷，怕一个人呆在家里，一年到头，天亮了才能睡得着觉；她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而活着，也活在丈夫走了的阴影里。她的儿子王涛，想着如何帮助妈妈走出阴影。

想起什邡红白镇邓文勇的活着。他庆幸一家三口还能坐在一起吃饭，他的儿子邓鑫科，曾被贺先琼当作自己的儿子，苦苦寻找。那张儿子受伤的照片，他看一回就哭一回。因为儿子的伤残，他如今对残疾评级烂熟于胸，他用手比画着身体的部位：到这里是一级，这里是二级……

想起尹华均的活着。6月的北川永安镇，他第一次见到朱云翠时，从登记卡上才知道，她遇难的老公，是他小学到初中的同学王清艳，从此，他不再酗酒，开始了对她的追求：给她洗衣服，做饭，接送上下班……

想起杨进太、许从敏的活着。从前，他们的房子有小四间，家具都弄得好好的。当年建房很辛苦，材料全部是用马运上山，运费很贵，砖是1块砖0.1元，沙是100斤2.5元到3元，水泥一袋2元??如今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杨进太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许从敏呆在家里，有时到邻居家看电视，然后，等着14岁的女儿放学。每天，女儿早上6点起床，就给她穿衣做饭，然后去上学。12点放学回家做饭，12点40分再去上学，5点放学，6点20分上晚自习，8点回来后，再照顾她脱衣睡觉。

下雨的时候，她就在家里等。天黑时，杨进太从山上下来，给她带些椿芽、竹笋，她喜欢吃。她感慨擂鼓镇板房区的生活费用高，小菜贵，莴笋就要1.5元一斤，而地震以前两角三角。而从前她家里种冬瓜、豆豆、辣子、茄子，根本不用买菜。

她的右手不能动，说自己做啥都做不来，耍也不好耍，日子不好过。杨进太就说，你慢慢过嘛，一天一天地过嘛。

唯一让他们骄傲的是，他们的儿子杨刚，在重庆上大学。“温家宝到北川中学时，和我们儿子握手，说你们太辛苦了。”

他们时常回忆起从前：他们在一个队，从小就认识。他喜欢她朴实聪明，她说他年轻时长得好看。结婚时，全村人都来了，坐了20几桌。婚后，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她在医院昏迷时，他在身边呼唤她，说着家里的哪块地快浇水了，哪块该施肥了，说累了就给她唱歌。

被改变的……

相濡以沫的生活，总是让人感动。这是生命的力量，如涓涓细流，滋润起震区复生的希望。而另一种寻人，寻找命运变迁的故事，则让我们有一种无力感。

大灾难时期，个人的命运变迁，总是那样惊心动魄。这种惊心动魄表现在死亡名单上“无名”字样的大量出现，也表现在灾后造星运动中，意识形态色彩下，人性出现的种种弱点。

在成都，林浩一度享受着警车接送的特权，这个从前映秀镇上的普通孩子，北京奥运会以后，已成长为国家层面的抗震英雄。还在上小学的他，甚至有了亲戚充当经纪人，他知道怎么应付媒体，给他拍照时，他摆出灿烂的笑脸，拍完以后，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

关于他救人造假的传闻，在网上流传。他从废墟中救出同学的说法，却似乎已盖棺论定，他的“我要多吃饭，背出更多的同学”的豪言壮语，广为流传。他似乎已生活在英雄的幻觉中，再也回不去那个纯真的孩童时代。

在绵阳，托瓶少年李阳，能够很大方地拿出一千元，为聚会的同学买单。他享受着成名后的荣耀与实惠。他的同学，曾经1米83高的夹缝男孩郑海洋，有时望着篮球架：“为什么我以前不打篮球呢？”伤感是来自内心的。

我们的寻人名单中，不乏这样的英雄。从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少年。而一瞬间，命运改变了。改变他们命运的，除了大地震，除了他们的英勇行动，也许是记者抢新闻的镜头，是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需要。他们成名的同时，他们同样救人的同学仍在默默无闻。

在北川中学，一些明星学生和普通同学之间，已有了裂痕。

在成都，校长肖明华对“抗震救灾优秀少年”薛枭说：“你不是英雄，你只是被救出来的地震幸存者。”举世喧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认识。

有鉴于此，我们寻人，仅仅赞美生命的韧性、爱情的忠贞还不够，祝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还不够，更多的是需要反思：

我们这个社会，对龚天秀爱情不惜笔力地赞扬，对贺先琼寻子的过多关注，是否在无形间为她们设置了一个道德围城，阻碍了她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于吴家芳，是否先要放下道德的大棒？对于范跑跑，是否多一些理解与宽容？对于抗震英雄的宣传，是否少一些那些意识形态化的拔高，把他们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寻人，是寻找我们曾经关注的那些人的命运，更是为寻回人的价值，寻回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寻回生活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