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送葬的人群必须受到印度骑巡队的“保护”

 1936年时的墓碑，下端刻的“鲁迅先生之墓”，由鲁迅之子周海婴书写

    鲁迅先生下世迄今已有70多年。在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人们仍然常常要说到他，这不仅仅因为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著述，也不仅仅因为我们不想成为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的一员（郁达夫尝言：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是因为我们在鲁迅身上还能得到十分有用的东西。

   有三副悼念鲁迅的挽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鲁迅的价值。

   其一，是蔡元培先生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尤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其二，当年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有友人撰成挽联一副：“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钱，不变节，是我导师。”

   其三，建国之初，陈毅元帅有一联挽鲁迅曰：“要打叭儿狗，临死也不宽恕，懂得进退攻守，岂仅文坛闯将；莫作空头文学家，一生最恨帮闲，敢于嬉笑怒骂，不愧思想权威。”

   从以上三联，我们大致可以知道鲁迅为什么不朽；而知道了鲁迅为什么不朽，也就知道所谓鲁迅身上十分有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了。

   在鲁迅生前身后，就学问而言，王国维可谓一时无两；就著述而言，梁任公堪称著作等身；就社会活动而言，胡适折冲樽俎，自是一把好手；至于血沃中原、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更是不在少数，然而，最终成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语），文化影响力历近百年而不衰者，唯有鲁迅。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独立准确的思辨精神和分析问题的老练深邃，成为这一代人的翘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给予了百万后学以最直接最实在最有价值的训练。就像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头脑体操”，那些受惠于鲁迅的人们，对于人类发展前途的认识既充满信心又不盲目乐观，因为鲁迅从来就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这就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有用的东西，也是鲁迅之所以不朽的理由。
 

棺木上的“民族魂”三字依稀可辨

 迁葬的车队缓缓驶离万国公墓

    ◆剑箫

    耳闻目睹 寻访当年送葬人

    71年前，在鲁迅先生出殡的日子里，有上万民众送葬的队伍，逶迤数十里步行前来，唱着安息歌，哀痛地呼着口号，涌向万国公墓。这是中国文化人受到的最大的哀荣。在纪念堂前的石阶上曾站立过蔡元培、宋庆龄、邹韬奋、王造时、沈钧儒这批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演说被阵阵的口号声淹没，暮色苍茫中，人们感到一个战士之死的伟大。

    2003年夏，我请教百岁高龄的夏征农老人，他说，当时的情形是戒严的，参加出殡，我们是准备被抓的。因为有名人在那里，所以没有抓人。他指的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名人在场。

   现年92岁的孟波同志是亲历送葬游行的，而且也是教唱挽歌、指挥游行人之一。“当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大家马上在冼星海家碰头，商量要搞挽歌，分头写，歌词很快就出来了。21日报治丧委员会讨论。当时周钢鸣是参加治丧工作的，他把通过的消息传来，当天晚上连夜到印刷厂印，传单式的歌谱印了2000张，《大众歌声》也赶印出来。”

   鲁迅先生去世时，杨小佛还是光华附中的高二学生，他说：“那天下午，我在校门口看到葬仪的队伍，原来是鲁迅的葬仪，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就跟了进去，从大西路到虹桥路很近，马路一转就到了。”

   ◆王朱

    过眼烟云 回眸鲁迅原葬地

   今年6月6日，鲁迅先生原葬地纪念标志揭幕仪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我在写《痛别鲁迅》时，曾在图片上见过这个下葬的地方，并没有去实地考察。据说那里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墓园的大门，有阶梯的礼堂，不宽也不窄的水泥主干道……都已经不复存在，无从寻找那年点点的痕迹。从鲁迅葬仪至今，毕竟有71个年头了，71年的时代风云，从墓区也能了解其时代的变化，窥察其人间的冷暖。

    逶迤不断的送葬队伍

   鲁迅出殡那天，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约有十多里路，步行送葬需约2个多小时，队伍中有年老的，也有年幼的小学生加入，所以，队伍到达公墓时，天已经快要黑了。公墓门前已有无数青年人挤站着迎候，大门上也已有一个“艺社”挂上了一幅“丧我导师”的横额。

    1936年10月22日，约下午4时50分，送葬的队伍潮水般地涌入万国公墓的甬道，群众挤得透不出气，嘶哑的喉咙都沉默了下来。葬仪是在纪念堂前露天举行的。灵柩安置在广道上，主席团治丧委员等站在堂前的石阶上，后面正中央高高地挂着司徒乔所作的大遗像，两旁插满着挽联。群众的队伍则分开两边站在堂前的大道上。电影公司的“开麦拉”和摄影记者们不停地在工作。几分钟后主席宣布开会，群众立刻寂静无声，每个人的眼睛朝着礼堂的阶石。按着预先商量好的程序开始了葬仪。

   鲁迅先生安葬的万国公墓，位于上海的西郊，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也是规模较大的公墓。在选择鲁迅的安葬之地时，宋庆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重建后的墓碑，由许广平设计，“鲁迅先生之墓”由周建人书写

 万国公墓纪念堂前公祭，灵柩安置在广道上

    万国公墓的最后告别

   奏哀乐后，首先由治丧委员会主席蔡元培致辞。他庄严地号召大家：

   “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这时，群众队伍里爆发“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的喊声，情绪激越起来。晚风把声音吹得飘向天空，大家踮起脚，竖起耳朵，伸长脖子，只想捕捉一些断残的句子。被挤在圈外的人，攀在两边的石碑上。只有一些巡警退在人们背后，抱着膀子听着。

   接着由沈钧儒代表救国会报告先生事略，他说：

   “今天的葬礼是纯粹民众的葬仪。像鲁迅先生那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应该这样，而今天在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中国的政府到哪里去了？

   “但是我们的民族造就了鲁迅，我们的人民积聚在鲁迅的旗帜下，和伟大的鲁迅心心相印。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号召和组织，却有一种共同的基调，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爱祖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永无休止地奋斗。”

   在热烈的要求掌声中，宋庆龄和群众见面。宋庆龄很少在公众面前讲话，那天她词略而简，用带有浦东口音上海话急急地说：

   “鲁迅先生虽死，其精神实仍不死，吾人纪念鲁迅先生，在集合真正革命之同志，以从事于反帝之运动，为被压迫民众而奋斗。”

   最后由胡愈之代表主席团读哀辞：

   “鲁迅先生离开我们而永逝了。鲁迅先生不单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世界劳苦大众之友，青年的导师，中国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鲁迅先生一生所企图的，是人类社会自由解放，与世界和平，所教导我们的，是为和平自由而艰苦斗争。鲁迅先生的遗体，埋藏于黄土之中，鲁迅先生的遗教，却将永远埋藏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的心底。”

   许广平也发表了她的哀辞。宋庆龄始终站在她的身旁，默默地用心安慰着她。

   之后，是向灵柩行最后的敬礼，并静默致哀。由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四人献旗，旗为白底黑字，上缀由沈钧儒手书的“民族魂”三字覆盖在棺木上。

   这时，暮色已经笼罩了大地，灵柩由扶柩人抬到墓地的东首墓穴。由礼堂把灵柩抬到墓穴大约有几十米远的一段路，也有一些群众跑出来拥挤着一起抬着灵柩。已经是傍晚了，一个大架上缚着两根宽带子，边上有活轮，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就把灵柩放在带子上面，当两边的活轮转动，使带子松动，灵柩就缓缓地沉落下去。落棺的过程中，墓穴周围并不相识的人们手拉手半蹲着成一个圈子，等到它完全停止在深处的水泥椁上不动时，再把水泥椁的墓盖盖上。当许广平把第一抔土撒上去的时候，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断断续续的《安息歌》歌声。
 

    景仰和记忆

   自从鲁迅先生葬在这里的头20年里，许多青年人相约前来凭吊、献花。凡逝世纪念日，或纪念会议后，更不乏文化名人前来扫墓。笔者手边有几张历史照片：1937年春，许广平母子、王蕴如、周晔、周瑾、萧红、萧军、金人等在鲁迅墓前的合影。1946年5月，许广平陪同郭沫若、冯乃超、周信芳、田汉、于伶来此地扫墓。同年十月，鲁迅逝世十周年，周恩来在上海参加了纪念大会，第二天会同郭沫若、茅盾、冯雪峰、曹靖华、胡风、沈钧儒、许广平等，前去瞻仰鲁迅墓地。消息传开，群众自发赶往墓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前来扫墓的文化名人。在这样的场合，上面这些名人在群众的包围圈中发表了演说。

   其实，最初的墓地营建得过于简朴，只是在小小的土堆前竖立了一块梯形水泥墓碑，上面镶有瓷制鲁迅先生像，下部刻着横写的字体，幼稚而工整，这是小海婴的手笔。墓的左侧许广平亲手种植一株桧柏。冯雪峰曾经安慰许广平：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为周先生举行一次隆重的国葬。

   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上海为鲁迅建造新墓是其中之一。1956年7月19日开工营建，在万国公墓鲁迅墓的上方，搭起了一个工棚。孔罗荪、唐弢等在现场监察，起出的灵柩完好，20年前覆盖在灵柩上的“民族魂”的大旗，字迹依稀可辨。同年10月9日，鲁迅先生的新墓完工。上海市纪念鲁迅筹备委员会决定于10月14日举行鲁迅先生棺柩迁葬仪式。这是隆重的迁葬仪式，纪念鲁迅又达到了一个高潮。

   今天，回顾51年前的迁葬，如今已近90高龄的周海婴先生说：“抗战时期，碑上父亲的肖像面部遭到了毁损，为此，在抗战胜利之后，母亲许广平立即亲手绘制、设计新墓碑，并由家属自费完成修缮。第一块碑现在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二块墓碑迁墓虹口后留在此处，却在1966年那场浩劫之中不知去向。”1956年迁墓时，墓旁许广平种植的桧柏，连同1946年周恩来在墓地的右侧种下的一株桧柏，以及四周的十多棵龙柏，一株木槿等，迁葬时一起迁到了虹口公园的新墓旁。这里，仅留下竖立的第二块碑石。幸好，原万国公墓的工作人员在1956年的迁葬后，特意在鲁迅的原墓地旁边种了一棵树为记号。周海婴指着身后的一棵茂盛的树说：“51年过去了，这株树已经长得这么高大了，今天才能找到此地，还我一个心愿——父亲的纪念墓碑又在原地建起来了。”

   ◆孔海珠（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相关链接 关于万国公墓

   万国公墓，初名薤露园，清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浙江上虞人经润山在上海西乡（今虹桥路、沪杭铁路西侧）购地20余亩（1.33万平方米）筹建，至民国3年（1914年）建成。民国6年，经润山之妻汪国贞在虹桥路南、张虹桥购地55.6亩（3.71万平方米），将园西移至此，更名为“薤露园万国公墓”。万国公墓，指不受国籍、种族、姓氏等限制，中西人士皆可安葬的公共墓地。民国23年，由上海市政府卫生局接办，改为公营，面积扩大到122.8亩（8.18万平方米）。

   在此墓葬者有清朝、国民政府的达官显贵和富商巨贾，还有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名人和进步人士，如宋庆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辛亥革命早期活动家黎仲实，曾任孙中山、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国民党上海招商局长赵铁桥等。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上海市区一些仍然存在的公墓遭到了严重的毁坏，万国公墓也不例外，宋庆龄得知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公墓才得以保护。1973年，上海市民政局收回了包括宋氏墓地在内的30亩土地，恢复了万国公墓。1981年7月1日，万国公墓正式对外开放，除了专辟外国墓区之外，公墓还陆续迁葬、安葬了抗日将领谢晋元、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杨杏佛、“三毛之父”张乐平、京剧大师周信芳等名人。1984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命名万国公墓为宋庆龄陵园，并保留万国公墓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