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坛巨匠老舍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而悄然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当事人各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发人深省。

    深深忧虑，但仍积极参加“文革”

    在那样一个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背景下，老舍为什么还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来单位上班，参加北京市文联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谱记载，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医院进行检查与治疗。

    8月初，应该是住院检查期间，老舍与老友臧克家通过一次电话，他声音低颤地说：“我这些天，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去参加一个批判会，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这透露出，老舍不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还亲临现场出席了批判会。

    据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中的叙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与舒乙、舒雨兄妹俩“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边工作过的曹菲亚的“记忆”里，老舍“八二三”到文联时，“像往常一样，从容自若地坐在会议室沙发上。他怀着满腔热情参加运动来了，怀着对党的信赖，来了。他对同志们说：‘我昨天刚刚出院，身体不成喽，老爱闹病。康生同志捎话让我来参加运动，感受一下这次政治斗争的气氛，所以我就来了。’”

    红卫兵揪斗老舍，侯文正是关键人物

    关于老舍到北京市文联的时间、方式、衣着与行为的叙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样，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齐，我也穿得很整齐。”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专车接来文联的。“一件浅色衬衣，外面一件中山装。”

    柯兴：老舍是上午来的文联。“‘八二三’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独自坐着……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机不拉他了。我问他吃饭没有，他摇头。我就去问他的司机，为什么不拉他回家吃饭。司机说今天罢工了。我就把他带到文联对过的晋风削面馆，给他买了二两刀削面，他没有吃完，一句话也不说，看上去很苦闷。” 
 
   那么，红卫兵是怎么来到北京市文联的？

    端木蕻良：“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排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后两个被点名叫出去的。”

    浩然：“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当时是“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午饭前，看到文联院里有好多人，听说是抓萧军。“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摸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北大)了。”

    “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

    谁是批斗老舍的幕后元凶

    浩然和杨沫曾分别发表文章，明确指认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出来；亲自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被从孔庙拉回文联以后，已是晚7点多钟，但侯文正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一轮的批斗。侯文正却郑重声明，他们所指责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17个月之久。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可以说，对侯文正的揭发最后是以组织结论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萧军的女儿萧耘，从父亲留下的两份弥足珍贵的资料分析判断，“认为‘八二三’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文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