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才好论定

    侯耀文有一次访问日本，在电梯里跟人发生争执。

    “好多人在跟我说话，找我签字，两个日本人看着我问翻译：‘这是什么人？’翻译就告诉他：‘漫才俳优，中国的相声演员。’日本把演员分为三级，一个是漫才俳优(相声演员)，然后是漫才家，最后是漫才师。我是学日语的，我告诉他：‘不对。我是中国第一漫才师，我是中国相声师第一。’”

    “那个日本人吓一跳，他以为我不懂。”侯耀文说。

    “中国相声师第一”，与其说是侯耀文的自我认定，不如说是他内心的一个目标。因为出身“侯门”，他就有了“侯门”对于相声艺术的标准和要求。

    最近干什么？就是忙，全是单位的事儿。没有我个人的事儿。

    演出、创作、开会、总结、新的工作计划。很多事都是我自己打理。

    有没有经纪人？我没有经济，要经纪人干什么？

    我遵循的道路，不是一般相声演员追寻的道路。我受的相声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为我守着那么一个爹。我爹告诉我，你要成为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杂家，我是按照这个水准来规定我的行为的。

    我父亲的位置是怎么来的？不是红头文件批下来的，不是委派的，也不是选举的。他是靠多年的艺术实践，在观众心目中慢慢形成的。作艺，做人，影响力是慢慢积累的结果。
 
   我跟我父亲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我曾经目睹他发展的过程。他是从舞台表演方面成名的。舞台实践过去，他开始总结艺术理论，开始出书。之后又开始带学生，最后才对相声进行评价和指导。你明白我说的这个过程吗？第一，他是相声表演艺术家；第二，他是相声作家，因为很多相声作品要自己写。有了表演和写作的经验以后，他才能成为相声理论家；成为相声理论家之后，有了实践，有了作品，有了理论，他又成了相声教育家，乃至相声评论家……表演艺术家，作家，教育家，理论家，评论家，具备了这些才形成一个“大师”。

    这五方面，大家是公认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时候我们爱看表面现象，比方说这个人现在很红，很火，就认为他可能很了不起了，但那可能就是一时的，他自己说的相声究竟为什么火，可能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现在，五家集于一身的人还没有。五项中占两项已经了不起了。特别是教育和理论，这两项早期还不能做，早期做了以后容易失准和误人，因为你自己还没完备。

    这需要一个历史时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不要轻易去册封什么人一个东西。

    相声界大部分人是养家糊口、挣钱吃饭的。把相声提到中国的、民族的高度，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我估计没多少人，大家往往是打一枪就跑，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来做这一行的。

    不要当匠———相声匠，要争取当帅。我现在认为郭德纲是一棵树，非常好的紫檀树。但我不希望他长十年，里面就已经开始发空。虽然紫檀这个品种很好，但我希望他能长成大杨树那样，又粗又高，根深叶茂。紫檀木没有大的料，长到十年就开始裂了，我们艺术上不能这样。在人才方面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参天大树。

    谁红火，谁权力大，谁就应该是头把交椅？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在艺术门类上，很难说谁第一，谁第二。实际上我们对一个人的认定，是看他到底做了多大贡献，这些贡献本身能不能被大家接受和承认。另外，他有没有历史功绩，不能完全以大众标准衡量艺术，我们的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但是大众标准与专业评价，的确不是同一个角度。

    现在有很多人，传媒也好，大众也好，很容易就给某人扣上一顶桂冠。我觉得不好，第一不会有什么效果，第二还会误导。比方说在我们同行当中，我们都清楚谁是怎么回事，他有多大本事，他有多少东西，他都干过什么……我觉得从舆论角度讲，结论到最后才能谈。

    最后是什么时候？就是在盖棺论定的时候。

    当侯宝林儿子

    6月25日。侯耀文去世第三天。

    “侯耀文去世”的新闻专题在各大网站后撤。

    对侯耀文的关注焦点由“英年早逝的惋惜”转到“千万遗产分配成谜”。

    说四十年在舞台历练的侯耀文性格内向，很多人会诧异，但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下了舞台，他就愿意安静着：“从小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说相声的人，凑到一块儿，我居然间能觉得乱，我会自个儿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去。”
 
    小学三年级，我在东单一个公园里边玩。赶上长春杂技团在那儿演戏，搭一个大棚演杂技，当时看完杂技，我差点跟人跑了。那时我就想练杂技去，反正不管干什么，总想自个儿离开家。

    小的时候，我出去人家就都知道我是谁。这有好处，但更多的是压力。特别是从事相声专业之后就坏了，见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学呀，你得想法超过你爸——这就不敢点头了。

    相声是我偷着学的。当年，凡是外地进京的相声演员，没有不到侯家去的，只要人家来，在我们家吃完饭，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听人家聊天，所以从小就很了解相声。

    我是1960年开始说相声，1965年参加工作。当时父亲很不愿意我那么早参加工作。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读几年书。他对文化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带研究生，他从他那个高度来看相声这个专业。所以也算叛逆了一回———我就是没听话，很早很早就工作了。后来也一直没上大学，所有东西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我考铁路文工团的时候，来了四十多个孩子。我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还说了段快板。人家说，你不行，你结巴，去那边等着去吧。

    当时学校里一个说相声的搭档来考相声演员，所以他应考时必须带着我。表演完了，一位指导员说，就那孩子了，哪儿去了那个孩子？

    我那会儿晒得跟黑贼似的，天天打篮球，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我自个儿还找呢。

    人家说别找了，就是你，你姓什么？我姓侯。

    你们家有干这个的吗？有。

    姓什么？我说这不废话吗，当然也姓侯啊。

    在哪个单位？广播说唱团。

    你爸是谁？我爸是侯宝林。

    哎呀，你不早说，就这样了，就是你了。

    我爸不同意。团里去要人，让我爸给蹶出来三回。但最后架不住磨，还是答应了。

    我跟我爸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做完手术，什么都吃不了了，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三○一医院出来，开车到友谊商店，8块钱还是16块钱一个球儿，忘了，反正我买了一盒。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还是怕冰激凌化了，就把车顶打开，把暖风关了，冻得连方向盘都快把不住了，从友谊商店一直开回医院。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了价钱。他说太贵了。我爸是挣大钱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挥霍。

     坐火车就是休息

    6月24日，忙于侯耀文治丧事宜的中国铁路文工团副团长孟卫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从1965年到铁路文工团工作，四十多年来，侯耀文一直在跑。每年最多的时候，他下地方和基层演出有上百场，中国十八个铁路局，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铁路职工看见他就跟看见亲人似的。”

    “侯耀文治丧委员会”为方便侯耀文的热爱者表达挽悼之情，特别设立了吊唁电话。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在半天的时间就接到五百多人的吊唁，很多人是哽咽着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有一女孩儿，二十多岁，她说她是看着侯耀文的相声长大的，她的话让我们还真不敢相信。”

    即使工作繁忙，59岁的侯耀文每天也会保持差不多9个小时的睡眠。

    “坐火车就是睡觉。在车上晃哩晃荡的习惯了。我在铁路40年了，现在有时候在家不晃荡还不行了。最累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我有胃病，胃病检查之后，居然是阳性，就是癌症，所幸的是我父亲给我吃一种药给治好了。”

    打我到铁路工作，我就老往下边跑。铁路局、分局，还有工厂、农村，去的地方数不过来了。

    相声艺术家也要有历史感，在舞台上这一会儿，由观众评论；人的整个一生，要由历史评定。

    对相声艺术家的评定不归媒体评论，也不归上级领导。归观众吗？观众喜欢你，但是观众丢弃你的时候也毫不吝惜。就像法国总统戴高乐，他带领法国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是二战结束了，法国民众选总统不选他了。人其实非常实际。

    我父亲是在过去的时代成就自己的，他和我们有几个不同，一是历史时期不同，二是个人能力不同。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大环境里，你不可能逃脱，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历史的制约。

    所以我们每一代人和每一代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样的，但是性质有所变化，内容有所变化，标准也有所变化。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赶上历史变革时期，1949年是一条线，那会儿国家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民众对相声的认识、欣赏的水准，都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但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的标准基本相似，我父亲讲，相声行业内的五个家是单项的———要想成为“大师”，就要具备另外五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有就是杂家。

    一个相声演员，你喜欢他可以，甚至再严重一点，推崇他也可以，但是不要册封他。要给他时间，给他空间。我父亲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推崇的、公认的领军人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没有把这个专业作为他自己名利的阶梯，他把它当成自己一个事业，这是将来检验我们这些人成败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