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个不同姿态的男女，模仿动物进行肢体运动、呼吸运动和器械运动。

这是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导引图》描绘的画面。《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养生文献，它认为通过呼吸吐纳等方法，可起到强身健体作用。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竹简，目前大部分内容已解读完毕，其中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

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图/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网10月16日报道 但凡美丽的地方，不是诱惑于距离，就是诱惑于内容。

长沙东郊，马王堆汉墓，一处诱惑之所。

“一眠千年”辛追老人，以其不老的传奇震动世界。同时出土的举世瑰宝——马王堆帛书、竹简，更以其博大玄奥的内涵，吸引海内外众多学者流连忘返，著述无数。

这里，珍藏有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医书、天文书；这里，记载有世界已知最古老的彗星图，记载有我国古老的养生方、房中术；这里出土的相关资料，为《史记》勘误……

历经35年研究，帛书、竹简内容现已全面揭密。湖南省博物馆将与相关机构合作，出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让这部“大百科全书”首次全面展现在世人面前。

2200年前的光阴，唾手可得；2200年前的秘密，近在咫尺。

今天，本报提前揭密天书，带你感受那个时代的魅力，洞悉泱泱中华文化的诱惑。

1973年12月，湖南长沙。

考苦学家打开马王堆三号墓。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利苍儿子的墓穴，竟然有一个“壮观的图书馆”——一个漆盒里，整齐的排列着28种、共20余万字的帛书、竹简。

这个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文化宝藏，一经面世，就在国际学术领域引起轰动。时至今日，35年过去，围绕其中内容，学术界共发表著作264部、论文近4000篇。

拿着简帛的照片拼接

“简帛出土后，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批示，立即将简帛运往故宫博物院进行抢救性揭裱整理。”

回忆起整理简帛的往事，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傅举有记忆尤深。简帛运抵北京后不久，1974年3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由于竹简内容相对较少，因此该小组名为“帛书整理小组”)。

整理小组阵容庞大，专家学者多达数十人，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及中科院各有关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全国有关科研机构。

整理帛书、竹简，是件异常艰辛的事。

因为，这些宝贝出土时，已无法按原样打开，只能一片一片揭取碎片，“我们必须先将这些碎片按原文的先后顺序，复原成原来的样子。”傅举有说。

由于这些宝贝相当珍贵，帛书、竹简的拼接不能在裱好的帛片、简片上直接进行，只能拿照片拼接。当时拼接的工具，是一把剪刀，一个放大镜，一瓶胶水或浆糊。

“拼接是项非常艰苦和细致的工作，因为帛书过于残破，虽然原来揭取帛书残片时，都已编上序号，但在拼接时还是不行。有时为了在一大堆残片中寻找所要的那块帛书，就像大海捞针，几个小时也找不到。”傅举有说，这样反反复复，搞得人头昏眼花。

拼接，只是帛书、竹简整理的基础。对于这些天书，更重要的是释文、解读。

这时，虽然简帛已拼接好，但很难看到原物，只能按拼接好的照片释文。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要看原物，须经国家文物局局长批准，才能去故宫看一看。

去看简帛实物有很多禁忌，不准触摸，不准用强光照明，不准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面朝简帛说话。“总之，你得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傅举有介绍。

“待印了书，给我一本”

帛书整理小组成立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到长沙，住在省委招待所蓉园1号别墅。

傅举有介绍，8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听工作人员读报纸，当读到有关帛书的内容时，脸上露出兴奋之色，问“还有古书？什么古书？快念下去听听。”

毛泽东得知出土的帛书、简牍、帛画等珍贵文物，已由国家严格保护，正在组织专业工作者整理修复、释文研究时，便迫不及待地说：“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出来？”工作人员说：“听说这个墓是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同志主持挖的，何不让他给您来讲一讲？”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找来的李振军，详细了解了马王堆汉墓的情况，并问：“不知道这批帛书什么时候能整理出来？印不印书？”“肯定会印的，只是早晚问题，这个我可以跟国家文物局联系一下。”“待印了书，也给我一本看看。”

大部分内容释读完毕

(当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

随着简帛整理工作逐步完成，1981年，简帛开始逐步归还湖南省博物馆，到1985年9月，所有简帛，包括其残片已全部归还湖南省博物馆保管。

“到现在为止，大部分内容均已释读完毕，剩下的只是小部分残片。”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喻燕姣说，随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编撰项目的开始，剩余简帛的释读工作将提上日程，其释读内容也将被纳入到该书，与所有的竹简、帛书、帛画集中整理，并于2012年全部出版，不少资料将是首次公开面世。

喻燕姣说，为方便阅读，《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将图版与文字分开编册，第一至四册为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简帛全套、高清晰彩照图版，第五册至第八册为汇聚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的释文与注释，每册均为8开本精装。

该书不仅是对马王堆汉墓简帛中所载内容的“集成”，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示。

马王堆古墓出土简帛目录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

《老子》甲本(附佚书3篇)、《九主图》、《皇帝书》、《老子》乙本

兵书：

《刑德》甲、乙、丙3种

数术：

《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

方术：

《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

地图：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

最古老医书天文书面世

日前，湖南省博物馆与复旦大学、中华书局联合签订协议，共同承担《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撰和出版工作，该书计划于1012年正式出版。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世界。但时至今日，除了千年不朽的女尸外，大多数普通读者对发掘的情况知之不多。其实，古墓中还发掘出了一座“地下图书馆”——总计28种，共20余万字的帛书、竹简。

这座“地下图书馆”，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地下图书馆”中发现的甲、乙本《老子》，为我们现在所见最古的版本；发现的《五星占》，是我国现在发现的最古老的天文书；发现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在发现的最古老医书。这些内容，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文本形态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

马王堆简帛整理研究三个阶段

从马王堆发掘到现在已30多年了，但对马王堆出土简帛的研究却经久不衰，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年到1980年代末。这个时期主要是对马王堆出土简帛进行全面整理的阶段，其中主要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为主干，先后整理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

当时，针对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整理和研究，盛况空前。

马王堆帛书《老子》是1974年初才出土，但帛书《老子》的释文在1974年11期的《文物》杂志上就刊出来了，不仅如此，文物出版社还在当年就出版了线装本的《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简注本，台北河洛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帛书老子试探》。1977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帛书《老子》注释，日本东京堂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1980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注释的精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给学界提供了堪称定本的最详实的资料。

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6年。这个时期的划分是因为湖南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傅举有、陈松长编著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后，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哲学思想界，迅速掀起了马王堆帛书《周易》、《易传》研究的新高潮。

这一年中，不仅发表的帛书研究论文很多，出版的专著也很多。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李学勤先生的《周易经传溯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韩仲民先生的《帛易说略》、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立文先生的《帛书周易注释》。

《马王堆汉墓文物》一书是湖南省博物馆为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二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该书第一次刊布了帛书《周易》经文的图版和帛书《系辞》的图版及释文，由于这些资料是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肆)之后的又一次帛书资料的正式发表，从而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

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之所以要从1996年划开，主要是在这一年又重新启动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工作，它由国家文物局委托谢辰生先生主持，重新组织了以李学勤先生为组长的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对尚未整理完的帛书进行了新的整理分工，对原帛书整理小组的拼缀图版资料进行了清理，对尚待重新拼缀的帛书资料进行了重新洗印，这样，有关帛书《刑德》、《阴阳五行》和其他数术类的帛书研究得以逐渐展开，也逐渐为学界所关注。

分记载比《史记》更详细

《史记》被称为“千古之绝作”。由于司马迁当时条件所限，书中部分内容可能与史实存在偏差，今人限于资料缺乏，对《史记》部分内容的理解也可能有谬误。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是专门记载历史的书，还有一些历史记载散见于其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大部分内容以苏秦为主，其记载的苏秦及“触龙见赵太后”等部分史实，比《史记》更详细，其与《史记》不同或相左的内容，为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参考。

《史记》：苏秦、张仪同处一时

《史记》中，《张仪列传》与《苏秦列传》堪称姊妹篇。苏秦、张仪均游说六国；苏秦合纵以燕为主，张仪连横以魏为主，文法也一纵一横。2000多年来，苏秦和张仪一直被说成是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大搞合纵，张仪坚持连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下称“帛书”）却表明，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死后。

史料中关于苏张二人的记载颇多。“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史记·张仪列传》）“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史记·苏秦列传》）此外，《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苏、张游说列国合纵连横的大段说辞，这些都在告诉后人，苏秦、张仪同处一时。

那么，苏张二人孰长孰幼？对此，“帛书”出土之前一直没有定论。而当时的著名学者诸祖耿撰文指出，苏秦长于张仪，论据之一是“荀卿在他所著的《臣道篇》里说：‘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荀卿说得非常清楚，次序是苏秦在前，张仪在后。”

然而，诸祖耿的观点却引来反对之声。学者周鹏飞就认为：“人名的项序并不一定反映人物年辈的先后。”

周指出，《战国策·楚策四》中，庄辛曾对楚襄王说：“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从此可见，州侯是楚襄王所信任的佞巨，所以荀子在《臣道篇》里，才将苏秦、张仪、州侯等同列为“态臣”，并说“用态臣者亡”。《楚策四》同章还提到：“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这说明州侯起事是在白起破鄢、郢，襄王逃走之时，则荀子所谓‘用态臣者亡’，亦指此秦破鄢、郢而言。按白起举鄢、郢在公元前279年左右，那么州侯的年辈必然晚于张仪。若系按时序排列，则州侯自应位于最后，而荀子没有必要将其列于张仪之前。”

马王堆帛书：苏秦年辈晚于张仪

有关苏张年代的考证，终于在“帛书”出土之后有了明确结论。

“按照‘帛书’的记载，苏秦和张仪的主要活动在同一个时期。”多年来一直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喻燕姣介绍，在“帛书四”中，有“齐勺（赵）遇于阿，王忧之。臣与于遇，约功（攻）秦去帝。”而据《史记·魏世家》载：“（昭王）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愍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据此，则齐、秦去帝的时间是在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八年）。“帛书”本章又提到“臣秦拜辞事，王怒而不敢强”，则参与阿之会，“约功秦去帝”之“臣”，自当是苏秦无疑。而此时，张仪已经死去22年了，苏秦却正频繁地奔走于齐、燕、赵、魏之间，积极进行纵横活动。由此而言，苏秦年辈晚于张仪。

另外，“帛书十七”中无名氏谓起贾曰：“天下且功（攻）齐，且属从（纵），为传芬（焚）之约”，“天下齐（剂）齐不侍（待）及”；又《史记·魏世家》载：“（昭王）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愍王出亡。燕独入临菑。”这表明，“帛书”本章年代正是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的前夕。本章篇末还提到：“此齐之以母质之时也，而武安君之弃祸存身之夬（诀）也”。“帛书”中的“武安君”只可能是被赵王封为武安君的苏秦。这就是说，直到公元前284年五国伐齐之前，苏秦还活在人间，并且希冀“弃祸存身”，而张仪其时已经死去了26年。它无可辩驳地说明，苏秦的年辈是在张仪之后。

具体而言，《史记·燕世家》说：“（文公）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即是说，《史记》确认的年代为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20年。而根据“帛书”可知，苏秦实际活动的真正年代应是公元前312－公元前284年。相对“帛书”，《史记》把苏秦出现的年代提早了22年，把苏秦的卒年提前36年。而“帛书”为史学家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樊哙喝下的酒约为两升

在《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话：“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这段话描写了刘邦手下大将樊哙的勇猛豪放。难道樊哙一口喝下了一斗酒吗？这让人们困惑不已。

马王堆帛书的释读就解决了这个长期以来困扰大家的疑问。据介绍，马王堆汉墓简帛中有一份记载陪葬物品的遣册，它上面就记载了“斗卮”这种器物，人们还在汉墓中发现了实物。原来，秦汉时的一斗相当于现在的两升左右，斗卮相当于两升的啤酒杯，喝一斗酒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确认陈胜国号为“张楚”

秦末陈胜（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了政权，《史记·陈涉世家》记载说：“号为张楚”。根据这一记载，一般都认为这“张楚”乃是这个政权的国号，但在学术界，却一直有不承认“张楚”为国号的说法。究竟孰是孰非。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用于纪年的“张楚”，给世人提供了新线索。

探讨这个问题，必须以《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做依据：“（陈涉）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陈胜建立政权的经过就是如此。《汉书·陈胜传》也记载了这件事。注家作注，于“胜乃立为王，号张楚”句下写道：“刘德曰：若云张大楚国也。张晏曰：先是楚为秦灭，已弛。今立楚，为张也。”根据《汉书》注解，有人做出“张楚”不能是国号的论断。

对此，已故著名学者张政烺指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中的土星行度表，及帛书中关于刑德的一种古佚书中的干支表，皆是一种表格，列出秦汉纪年，而皆有‘张楚。”张政烺认为，这个“张楚”，“既是国号，也可纪元”，并称“我们今天称陈涉所建政权为张楚政权、张楚国、张楚王，似无不可。”而张政烺的意见，也已为大多数学者认同。后来更有支持者在文章中影印了帛书《五星占》所记的“张楚”纪年，以为实证。

龙、言太近， 成了“詟”

在《古文观止》中，有一篇选自《战国策》的名文——“触詟说赵太后”，讲的是战国时，赵国太后不肯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大臣触詟巧妙地说服了太后，让她为了国家的利益把儿子送到了齐国。这个故事在《史记·赵世家》中也有记载，但主人公不叫“触詟”，而是叫 “触龙”。究竟是 《战国策》对还是 《史记》对？

实际上，不少学者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比如，清代大学者王念孙就认为，《史记》中这个人名是正确的。“看过《战国纵横家书》后，就会知道王念孙的结论是对的，因为帛书上写的也是‘触龙’。”对此，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原馆长傅举有说，“中国几千年来写文章都是自上而下直书”，想必是古代的抄书人把“触龙言”（意为触龙说）中的“龙”和“言”写得太近了，使后人误以为是“触詟”。

史志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两本专门记载历史的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1973年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原无标题，其所记皆春秋时代史事，并重在有关议论。此帛书共十六章，每章各记一事，内容不连贯，既不分国，也不论年代先后。所记之事的时代上下限与《左传》一致。《战国纵横家书》重点不在记人，而是记事，相当一部分内容为苏秦与燕王、齐王交往的史实。这两本文献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千年养生之道，至今仍然受用

顺应自然，通晓阴阳

大自然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循环更迭，一日之中昼暖夜凉的不同，广阔天宇中风霜雨雪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技能，而一旦外界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限度，就会导致病理性变化。

马王堆医书用“阴阳”二字总揽自然。竹简《十问》皇帝问于天师曰：“万勿（物）何得而行？草木何得而长？日月何得而明。”天师曰：“玺（尔）察天地之请（情），阴阳为正，万勿（物）失之而不继，得之而赢。”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喻燕姣认为，“阴阳为正”是指宇宙自然界的规律以“阴阳”变化为主导，万事万物的变化都受到其制约，违背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就无法延续生存，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就能够兴旺有余，切实依照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而生活起居，就能调理好生活，永保身体健康。

安生之本，必资于食

马王堆医书载：“酒食五味，以志治气。目明耳聪，被（皮）革有光，百脉充盈，阴乃×生。”正常的饮食五味，能滋生气血，充盈百脉，滋润皮肤，甚至连肤色也与饮食有关。

对于怎样选择食物，马王堆医书也有一套理论。《十问》主张常吃韭菜和禽蛋等物，“草千岁者唯韭……目不蔡（察）者，食之恒明；耳不闻者，食之恒聪；春三月食之，苛疾不昌，筋骨益强，此胃（谓）百草之王。”《十问》还赞同适量饮酒，认为“酒者，五谷之精气也”，有“入中散流”行血活气之功效，“故以百药为由”，也就是酒为百药之长的意思。

另外，马王堆医书非常强调饮食疗法，主张药补与食补相结合。饮食疗法是古人利用食物来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经验总结。在马王堆医书中，有大量的食物入药。

清静养神，调摄情绪

调神摄生就是调整人的情绪，颐养心情以求健康长寿。马王堆医书认为，喜怒无常是生病之由。“坡（彼）有央（殃），必其阴精漏泄，百脉宛废，喜怒不时，不明大道，生气去之。”明确提出了“喜怒”是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

怎样才能驱除病因呢？马王堆医书主张：“神和内得，云（魂）柏（魄）皇×，五臧（藏）轱白，玉色重光，寿参日月，为天地英。”强调神和内得，精神和谐，就能精力充沛，内脏坚固健壮，容颜焕发青春，并且可以长寿，成为身体素质很强的人。

喻燕姣认为，马王堆医书中有“心制生死”的观点，只要人的精神坚定强固，就能够控制生和死，这种观点对后世中医学有很深远的影响。

一些专家认为，马王堆帛书为现代养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根据马王堆帛书的养生理论，我省中医界多位专家研制出了养生中药——古汉养生精，由于其源于《养生方》，药方正宗，配比科学，也成为我省养生中药中的一朵奇葩。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

喻燕姣说，马王堆医书认为气功导引是强身健体和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卻谷食气》和《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养生文献，而散见在马王堆其它医书中的气功导引养生内容也有不少，气功导引是马王堆医书的一个重要内容。

《卻谷食气》还主张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应经常操练气功导引，病循序渐进。年满20岁的人，每天早晚各做呼吸吐纳20次，每隔两天改为晚上一回，作200次（早上不作，晚上作）；年满30岁的每天早晚各作300次，每隔三天改在晚上作300次，其它年龄的人都可以按照这种比例类推。只要长期坚持，就可达到健身养年的效果。

呼吸吐纳也有禁忌，必须避开春夏秋冬的邪气，春季不要在暗无阳光的环境下进行，夏季当避开酷暑炎烈的热风，秋季应避开霜冻与雾天，冬季须避开刺骨的寒气。

行房事讲究“七损八益”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天下至道谈》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房中养生保健专著，它提出的“七损八益”观点，是古代指导男女同房趋利避害的房中养生之术。

所谓“七损”，《天下至道谈》说：“一曰闭，二曰泄，三曰竭，四曰易，五曰烦，六曰绝，七曰费。”即：一损是指同房时阴茎疼痛，甚至无精可泻，这叫内闭；二损指同房时大汗淋漓不止，这叫阳气外泄；三损是说性生活不加节制，徒使精液虚耗，称为“竭”；四损是说交合时阳痿不举，故曰“易”；五损指同房时气喘吁吁，这就叫“烦”；六损是说在女方根本没有性要求时强行交合，不仅损害其身心健康，还影响胎孕的优劣，因而叫“绝”；七损是指同房时急速图快，徒然耗散精气而已，所以叫“费”。

《天下至道谈》所讲的“八益”为：“一曰治气、二曰治沫、三曰知时、四曰蓄气、五曰和沫、六曰积气、七曰持盈、八曰定顷。”即：一益是指性交之前应该先练气功导引，使周身气血流畅，故曰“治气”；二益是说，舌下多含津液，不时吞服，叫做“致沫”；三益是说，要善于掌握交合的时机，“知时”；四益即强忍不泻；五益是指上吞唾液，下含阳液，双方在交合中非常协调；六益是说交合适可而止；七益指交合之时要保持精气充盈，即“持盈”；八益指交合时男方不要恋欢不止，称为“定顷”，即防止倾倒之意。

精确记载五大行星运行周期

《星占》部分在天蝎星座和北斗之间绘有二十九幅彗星图。所绘彗星有三种不同的彗头，四种不同的彗尾，说明当时对彗星形态的观察已很精确，分类也很科学，反映了我国当时天文学的突出成就。

金星会合周期只比今值大0.48日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天象记录、天体测量、测天仪器、历法、天体演化等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有的成就早于西方1000多年。例如自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以后的2000多年，哈雷彗星共出现29次，在我国的史书中，每次都有详细记录。这是我国独有的。

对恒星位置的不断观测，也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突出成就之一。战国时期楚国人甘德的《天文星占》与魏国人石申的《天文》，对恒星位置的观测成就作了记载。可惜的是这些天文著作早已失传。值得庆幸的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保存了甘氏和石氏天文著作中的一部分，而以甘氏的为多。《五星占》详细地记载着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这70年中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其中数据比我国古代其他任何天文书中所记载的都要精确。这些珍贵的资料，引起国内外天文工作者的极大重视。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天文书是用整幅帛书写的，大约有6000字。内容主要是关于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前半部是《五星占》，后半部是五星行度表，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这60年间木星的位置；秦始皇元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70年间土星和金星的位置，以及五星的会合周期等。

帛书中关于金星的记载说：“正月与营室晨出东方，二百二十四日晨出东方；濅行百二十日；又出西方二百二十四日，入西方；伏十六日九十六分；晨出东方。”这一段文字是说，观察着准确地分辨出金星上合与下合的亮度变化。观察的细致是令人惊奇的。如果把上述金星运行的四个阶段的日数加起来，就得出了它的会合期为584.4日。这个数据比现在所测得的精确数据只大了0.48日。

天文数据远比《史记》精确

《五星占》不仅记录了精确的金星会合期，而且还注意到金星的五个会合期恰巧等于8年。也就是所谓的“五出，为日八岁，而复与营室晨出东方”。法国弗拉马利翁在通俗天文名著《大众天文学》第二册中说：“8年周期已经算是相当准确的了。事实上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是8年（每年365.25日）减去两天十小时。”而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用这个周期列出了70年的金星动态表。

《五星占》记录了土星“日行八分，卅日而行一度……卅岁一周于天”。也就是说，它的会合周期为377日，比今测值378.09小1.09日；恒星周期为30年，比现在测得的精确数字29.46年只大0.54年。而晚于它的《淮南子》和《史记》所记载的数字，都不及它接近于真实。拿会合周期来说，《淮南子》没有提到，《史记》则认为是360天。关于恒星周期，它们都认为是28年。

帛书对于土星，也列了70年的位置表。但是，如果我们按表验算下去，就会发现有很大的误差。因此，同金星的位置表比较，它的价值就要小一些了。

关于木星的认识，帛书中的记载也比《史记》和《淮南子》要准确。恒星周期，三书中都说是12年；会合周期，石氏和《淮南子》没有提到，甘氏认为是400天，《史记》大抵说是395天，而帛书中则明确地说是“出三百六十五日而夕入西方，伏三十日而晨出东方，凡三百九十五日百五分”。虽然《淮南子》、《史记》和《汉书》中都有类似的记录，但都只是抽象地列出一个周期来，并不与史记年月发生联系，而帛书中所列出的周期表，从秦始皇元年起到汉文帝三年为止，一共70年，将近6个恒星周期，提供给我们的实际材料，是当时的天文学家进行史记观察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