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10月7日，名为“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的全国重要文物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开展，来自全国26个省市55家博物馆的169件镇馆之宝齐聚一堂。留给观者最深的感受，除了空前丰盛、令人赞叹以外，还有时间所形成的断层感。我们是否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过去都茫然无所知？

    如同奥运会开幕式集结了全国最优秀的编导和舞美艺术人员，这个在奥运期间的展览集结了一部分全中国最顶级的文物精品。虽然没有期待中的长信宫灯和越王勾践剑，但能一次、一地见到如此多的世界级文物，也可算幸甚矣。

    然而现场的观众并不都这么想。这次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即使在非周末时间，展馆内仍可称得上摩肩接踵，大部分观众只是忙着拍照。一位男士指着顾恺之的绢本《洛神赋图》卷对他妻女说：“这幅画的精华大概就是那几个人物吧，也许是我欣赏不了。”

    一个女孩指着1965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绢画》对同伴说：“我觉得画得挺糙的。”另有观众开玩笑将古人取暖用的青铜炭盘说成是烙饼锅，还有人则称珍贵的战国时期的绢面绵袍为“大棉袄”。

    到这里来参观的大部分人对这些文物充满了懵懂和陌生的感觉。尽管展品的文字说明特别做了放大字体，但在观众多的时候看起来仍显小，而且没有对应的英文介绍。

展馆按照时间关系分置成4大部分。史前时期的展厅用土褐色的壁板装饰，商周秦的展厅基色为黑色，西汉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展厅为红色，而宋、元、明、清部分基色为蓝色。整个展览最大限度地跨越了中华文明的时间与空间范围。文物出土地点西到新疆，南到湖广，北至黑龙江。展馆第一展厅的史前期陶土器皿与第二展厅的青铜礼器之间间隔的历史跨度，比我们与秦始皇之间相隔的年头还要长不少。在感到惊叹之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自身。

    综观全部展品，其中商、周、秦部分的青铜文物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那些青铜器物造型充满力度，庞大沉重，具备礼器应有的威慑力量。西周武王时期的“利簋”上的铭文记载了周伐商之战的第8日，武王就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奖励，说明战争持续时间之短，同时也验证了《尚书·牧誓》等文献关于周武王在甲子日征伐商王的记载。将军利正是利用武王奖给他的铜材，铸造了这个鼎。虽然我们无法像古希腊高度发达的雕刻文明那样亲眼看到武王和利将军的容貌，但与他们直接有关的礼器近在咫尺，同样是件令人难忘的事。

    但汉代之后的文物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怪兽图腾、鳄鱼以及犀牛的造型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改变了的龙、凤形象，生活器物的造型也变为鸭、人、牛、虎和战马。陶俑的造型也非常写实。这一向现实主义风格的转变，似乎都意味着当时中国社会化进程的成熟，以及相应的自然环境的改变。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鬼神，变得更加务实，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象征世俗财富梦想的铜摇钱树开始出现在随葬品中—这与当代商家用来装饰店面的金蟾蜍、元宝、招财猫大概没什么本质区别。

    汉末至初唐年间的出土文物造型明显变得粗糙，质地也多由青铜、漆木转变为陶瓷。它暗示了那段时期社会的动荡与黑暗。

    唐代的展品再度出现“迥异感”。佛教元素、玻璃器皿、波斯风格的银器、胡商的形象，这些文物有时略显粗陋，但却显示出非凡的时代活力。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珍贵的字画文物流传至今。欧阳询的《梦奠帖》、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张旭《古诗四帖》卷，都是一生难见的珍品。

    而在最后一个展厅，也即宋、元、明、清时代的文物，则大多以精美的装饰性瓷器以及贵重的珠宝玩物为主，它们大都不再出自于黑暗绝望的墓穴深处，而是来自皇家庭院、名山佛寺或是名流藏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成化年间描绘明宪宗正月十五在皇宫里欢度元宵情景的名画《宪宗元宵行乐图》，其中表演“三英战吕布”场面的刘、关、张、吕等角色的服装、道具、造型，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这幅长卷中，宪宗的形象不止一次出现，他的体格在画中比常人高大许多。

    此展可说的内容太多。而留给观者最突出的感受，恐怕就是时间所形成的断层感。固然有很多符号、形象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而蜿蜒流传下来，但更多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相互比较都有着非常陌生的感受。

    在这种场景下，“观众”则成为这次展览未出现而又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现代中国”的部分。正如笔者前面所记叙的观众的言谈反应—大家对文物同样缺乏认同，陌生感无处不在。似乎无论是过去创造历史、创造文物的人，还是今天观看历史、观看文物的人，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过去都茫然无所知。这是本次展览最有趣和最值得思考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