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健康发展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表示，改革开放30年来，卫生体制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行业发展方向的迷失和对宗旨灵魂的败坏，以及医患关系紧张。（9月22日《中国青年报》）
　　
　　反思旧医改是为了完善新医改——本着这样的善意理解，政府部门对“不成功的医改”的反思总是受人欢迎的。将迷失方向当作医改最大损失来定位，或许并无不可；但是站在公众角度，旧医改对他们最大的损失应该是“看病贵、看病难”，夸张一点的说法是“医改提前给人送终”，而将迷失方向作为医改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倒更为恰当。
　　
　　迷失方向究竟是“最大损失”还是“主要原因”，尽管反映出反思者思考立场的不同，但我们倒不必过于拘泥文字表述本身。所谓迷失方向，指的当然是公共医疗日益严重的逐利化现象，与之相对的就是“必须回归其公益性质”。问题是，难道我们当初定的医改方向，就是要废除公共医疗的公益性吗？如果说公共医疗的逐利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换言之，我们对旧医改的反思不能止步于指出其“迷失方向”，而更应该质问一句：这个方向究竟是如何迷失的？
　　
　　上一轮医疗改革开始于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里清楚明白地写着“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强调的“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吗？
　　
　　我还注意到，诸如“发展社区卫生医疗”、“实行区域卫生规划”等等被误认为是新医改方案内容的东西，在这份旧医改方案里其实早已就被重点提及。最为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还明确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可实际情况呢，我国卫生总费用由1980年的143.2亿元猛增到2006年的9843.3亿元，增长了68倍，同期政府和社会投入却由78.8%下降到50.7%。
　　
　　显然，旧医改之所以迷失方向，绝不是迷失在了方案制定和规划，而是迷失在了现实执行。比如，财政投入就是一个最主要的执行扭曲。在过去那股医院产权改革热潮中，所谓“如皋模式”脱颖而出。政府忙着“卖医院”、“甩包袱”，公立医院一夜间就变成了私立医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医院反哺政府”现象，政府非但不投入医院一分钱，反而动辄从医院提取上千万用于所谓“发展经济”……
　　
　　我们正在翘首期待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可是旧医改方案的前车之鉴却告诉我们：要取得医改成功，不仅要有好的医改方案，更要有好的方案执行。某种意义上，医改之成功，要诀与其说是在于新旧方案之“脱胎换骨”，倒不如说是在于对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进一步厘清和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