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承接的国家性课题之一，由学者许纪霖教授主持的名为《世俗社会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研究已经结项，目前正在接受进一步评估。近日，许纪霖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终身教授讲座，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邀请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教授阎云翔进行了点评。两位学者虽然对于现今中国人“一切向钱看”的消费主义的世俗化倾向都表现痛心疾首，但是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以及解决方法却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阎云翔：精神“乱象”源于知识精英
   
　　阎云翔教授的评论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人类学家的风采。“我判断一篇好文章的标准是读了是不是胃痛，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由于兴奋血液会集中在脑部，导致局部疼痛。而读《世俗社会中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时候，我的胃果然痛了。但是知道要进行评论之后，我又开始头痛，因为人类学是研究‘腰以下’的学问，研究的是生活琐事，而思想史则是‘脖子以上’的学问，这当中差了一大截。”阎云翔强调不同观点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处学科的不同，但是这种崭新的视角也对前者的宏大叙事形成了有机的补充。
   
　　阎云翔认为，中国对于西方世俗化的过程有着长久以来的误读。因为西方拥有悠久的宗教传统，在18世纪之前，宗教和人世、彼岸和此生在西方是绝对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在中国，虽然有着儒家的传统，但是这种所谓的宗教和俗世生活一直紧紧相连，甚至不分你我。因此，西方的世俗化过程其实是打破上帝的唯一性的过程，但是在中国这种唯一性本身就不存在，或者说相对于中世纪时的西方，中国就已经是世俗社会。
   
　　说到西方社会神圣价值的崩塌，中国学者常常引用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但是阎云翔认为这只是说将上帝作为唯一的价值、审美的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的观念“死了”。而如果继续追问上帝是怎么“死”的？“是被从伽利略开始一代代的欧洲精英不断追求真理而杀死的。”阎云翔说。虽然上帝“死了”，但是有另一些东西在当今的西方社会被赋予神性，比如平等、自由、博爱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而对于造成现今中国精神生活“乱象”的原因，阎云翔教授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西方，追求真理是目的，富国强兵是它的结果。而在中国，知识精英们提倡任何主义或者精神的出发点是功利主义，标准是灵不灵。”而这，导致了一切精神的神圣性的崩塌。

　　许纪霖：世俗化是全球性精神现象
   
　　“这既不是毛泽东的时代，也不是‘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代，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世俗化时代。”许纪霖的开场，气势颇为宏大。
   
　　许纪霖认为，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形而上的变化。“就比如说考博，以前的学生注重的是考博这件事情的意义，可以立功、立德、立言，而现在则成为一种手段，我听到更多的是学生跟我说，毕业生工作不好找，就读个博士吧。”
   
　　而这种以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许纪霖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但是在中国这个千年礼仪之邦，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许纪霖给出的答案是，这与信仰有关。因此，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对话在学生们踊跃的提问中结束，许纪霖笑称“这是对于我的研究结论的否定，因为还是有很多学生关心这个命题”。虽然，一些学生质疑了阎云翔的视点，但这或许也体现出了这个宏大命题的本身的包容性。（记者蔡晓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