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临终前隆重推荐的一本小说是什么？”近日来，这样一篇帖子在各大论坛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好奇心，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答案居然是《努力》，而且貌似还很有些歪理。作为来势汹汹要打败《奋斗》的《努力》一书作者，80后作家张一一振振有辞地解释说，孙中山临终前脍炙人口的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是“铁证”，而张一一这番曲解历史名人名句的歪理，无疑也遭到了不少有识网友的严厉驳斥。 （8月4日红网）
　　
　　张一一曲解孙中山临终遗言，无非就是为他的新书作广告，甚至包括这则看似对他进行抨击的新闻本身，如果所料不错的话，也是张一一自己策划的。在一定意义上，笔者写的这篇评论，也是在为张一一作免费的宣传。
　　
　　其实，张一一这种类似于“脑筋急转弯”式的所谓“恶搞”，并非当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如古代某笑话集里将《礼记·曲礼》中“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句“恶搞”为“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将《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恶搞”为“朝闻盗席，死可矣”，将《论语》中的“吾闻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恶搞”为“吾闻夫子之盗钟，恕而已矣”……诸如此类对经典或名人名句的“恶搞”，在中国古代可谓比比皆是。在古人，这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并不会将此上纲上线到对文化或历史名人“不尊重”的高度，更不会认为这种“恶搞”将“不利于优秀文明成果的传承”，而中国的古代文明也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其璀璨。如果国人真以为此类“恶搞”将产生那么严重的社会或文化后果，则只能说明国人对自身以及中国当代的文化状况已经失去了自信。
　　
　　然而，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恶搞文化”会这么发达呢？答曰：中国的“神圣事物”太多，在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上，迫于环境的压力，国人为避害计不得于其上用其智，然而其精神、智慧及情绪必须有其他表达的途径，否则就会走向崩溃——不得已则退而求其次，故体现其小聪明、小智慧的“恶搞文化”特别发达。“恶搞”一方面为国人的聪明才智找到了一种安全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因受到各种环境的压力而郁积的负面情绪找到了发泄的途径——在此意义上，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从历史上看，“恶搞文化”最发达的时代正好是明清两代。在明清的各类笔记和野史中，有大量的“恶搞”记录。而明清两代，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对言论控制得最严，同时也是最专制的时代——那时，中央集权的极权主义体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大厦将倾，非用其极端的专制手段，不足于维持其暂时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搞文化”即是处于被压抑状态的老百姓夹缝里求生的产物。“恶搞”一方面是对“神圣事物”的消解与亵渎，曲折地表达了百姓心中的不屑与不满，可另一方面却使国人的聪明智慧走上了歧路，即小聪明扼杀了大聪明——近代以来，国人对世界文明几乎没有作出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世界图景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明证。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正在逐步走向民主化。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的共识。然而，由于文化的惰性或曰惯性，国人的精神在意识或潜意识——尤其在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潜意识层面——仍然走在明清两代的老路上。中国的“神圣事物”仍然太多，中国的社会仍然缺乏足够的宽容，加上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所制造的焦虑感需要合理的发泄途径，而现代传播手段，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使某些人能够以“恶搞”作为成名或谋利的手段，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恶搞文化”繁荣的肥沃土壤。
　　
　　虽然“恶搞”无伤大雅，甚至也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恶搞”毕竟只是小聪明。若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都把精力耗费在这种缺乏生产性与建设性的小聪明上，那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为这种国民所充塞的国家则不能不称为“堕落”的国家——是足以为国人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