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徐志摩赞为“刚毅木讷，强力努行”的他，曾是哈佛大学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哲学博士。学成归国，他主持了仰韶文化遗址考察，使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创造的田野科学考古方法，至今仍被考古界沿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主持了14次殷墟考古，使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重现。今天，殷墟安阳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共同瞩望的财富，而已离我们远去的他，也因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项目《李济文集》的出版再度被世人缅怀……

　　1948年岁尾，一艘不知名的军船驶向台湾海峡。中国学术界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也随之消隐。半个多世纪后，2006年，随着煌煌500万字的《李济文集》在上海出版，这个名字———李济，又从水面浮出。

　　哈佛大学第一位中国哲学博士

　　李济先生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11岁那年，父亲通过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北京得到一个官职，全家遂迁入北京。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招生，15岁的李济榜上有名。1913年，李济与同学组织了清华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后改名“仁友会”。1917年，美国华尔考博士在清华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年轻的李济对此产生了兴趣。

　　1918年8月，上海码头，“南京号”远洋轮载着李济等百多名青年学生出洋深造。李济攻读的是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系。在这里，他与徐志摩同住一家公寓，成为好友。徐志摩是自费生，读的是历史专业。第一学年，李济和徐志摩便分别以全年级第二和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学士学位。尔后，徐志摩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李济则改学人口学。1920年夏，李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徐志摩则去伦敦求学。这段时期，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徐志摩十分赞同李济改学人类学，认为他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人类学研究院，李济是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在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以后，李济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李济认为，中国民族主要有五大成分:1、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通古斯，长头窄鼻;3、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孟一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掸语群。另有三个次要成分，依次为:匈奴、蒙古、矮人。这篇论文开了中国人种学研究之先河。1922年12月，在美国人类学会上，李济做了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报告，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等方面考察中国人类史和上古史。这次演讲反响很大，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撰著《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证李济的观点。

　　1923年5月，李济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评委会给予的评价是:“极佳。”6月，他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取得的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

　　80年前第一锄，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

　　取得博士学位后，李济如期回国。起初，他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任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1924年，已是南开大学文科主任的李济，和鲁迅、王同龄、蒋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学讲学，由此结识鲁迅先生。1925年4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教授。29岁的李济，受聘为唯一讲师。

　　这年，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队，纷纷来中国“寻宝”。其中，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听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即来信邀请李济参加他们的考古队。李济回信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信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6年5月，毕士博与清华校长曹云祥商定了合作事项，即弗利尔艺术馆与清华国学院合作，由李济先生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中英文各一份，所得文物暂由清华保管，今后交中国国立博物馆。

　　1926年10月，李济率队来到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这年初春，李济曾和地质学家袁复礼沿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在西阴村，他们发现了一片布满陶片的地方。这片区域很大，有好几亩地。他们俯身捡拾几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细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的陶片。回来后，李济决定将西阴村作为第一次考古挖掘的现场。从10月15日到12月初，考古队在西阴村不仅发现了10多万片史前陶片，还出土了大量石器、人骨、兽骨、贝壳片等。最有意思的是，发现了半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这一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史前就家养蚕茧。1995年9月，为纪念李济先生诞辰百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8天的“特展”，所展文物仅一件，即半个蚕茧壳，可见这半个蚕茧壳的“分量”。

　　这次发掘，捡拾起中华文明一段重要历史———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更标志着现代科学考古进入中国。他们制定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明确“发掘所得归国家所有”;在西阴村，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而只是选择了一小块面积。挖掘中，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考古界沿用。

　　魂牵梦绕是安阳

　　我国著名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殷墟文化遗址，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首。使殷墟———今天的河南安阳走向世界的，当属李济先生。

　　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对殷墟的15次挖掘，有14次是在李济先生主持下完成的。1928年10月，正在美国的李济收到傅斯年的电函，希望他尽快回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这时，由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对殷墟的第一次挖掘正在进行。年末，李济回国。第二年3月，中央研究院对殷墟进行第二次挖掘。以后，差不多每年的春秋两季，研究院都要在李济的主持下对殷墟进行挖掘，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

　　安阳殷墟考古，最初的目的是寻找有文字的中国古代史，即人们通常说的“甲骨文”。1929年，李济主持的殷墟第3次挖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是在殷墟首次发现的大块甲骨，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1936年6月，对殷墟的最后一次挖掘，获得了至为重要的成果:12日是这一“战役”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在小屯村的一个地下贮藏坑里发现了龟版。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一块块取出。谁知，当取出3760块时，还只是一个面上部分。于是，决定再延续一天。第二天，当太阳下山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后来，又用了4个昼夜，才将埋藏珍品的土块整体起出。经过几个月的整理，这次共发现有字甲骨17096片。

　　在殷墟，与甲骨文同时出现的还有青铜器、玉器、日用器具、人兽骨、建筑遗迹等等。1935年的第11次挖掘，清理了10座大墓、1200多座小墓。大墓中有大量刻纹石器、玉饰品、青铜器等，小墓中的埋葬躯体，呈俯身、仰身、屈身等不同姿势，还有一跪着的人体残部。显然，小墓是陪葬墓，这是一处殷商王朝的王陵。1936年4月的第14次挖掘，则发现了一个埋有完整马车和四匹马的车马葬坑。这是第一次发现商代交通工具，又一次轰动中外学术界。一个失落3000年的殷商王朝，天降般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之后，李济先生以毕生精力研究和宣传安阳。1953年11月，李济出席在菲律宾举办的第8次太平洋科学协会和第4届远东史前会议，分别作了《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殷代装饰艺术的诸多背景》、《小屯殷代与先殷陶器的研究》的演讲，引起热烈反响。1954年10月，李济应邀回母校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哈佛燕京社作讲演。11月，又赴墨西哥讲学。之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往返于美国、希腊、德国等国演讲或出席学术会议。70岁后，他出国讲学的脚步还未停下。

　　先生由殷墟而著的《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殷墟出土青铜器形研究》等著作和论文，被世界多家出版社和报刊杂志出版刊用。1977年，李济在81岁高龄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专著:《安阳》。为让世界了解安阳，这部作品用英文写就，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日文版《安阳》在日本出版。

　　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

　　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护文物，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正在规划中的中央博物院向西南迁移。这一艰巨的任务，是由李济先生负责的。1132箱文物文献，在他的“押运”下，先到长沙，再由长沙转到昆明，最后迁到四川南溪的李庄。一路颠簸，受尽磨难。途中，两个随他一起迁移的女儿，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先后去世。这次文物大迁移，堪称中国文物史上一次壮举。

　　1948年年底，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政府，决定将部分重要文物先行运往台湾。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都在转移之列。这次迁移，北京方面由徐森玉负责，南京方面则由李济领导。当时，很多人反对将文物迁到台湾，李济也很矛盾。最后，他选择了去。他说:“文物在哪里，人在哪里。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里都不重要。”在李济心里，没有什么比文物更重要了，文物的命运高于一切。

　　1949年2月，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离开台北，回上海同济大学上学。从此，天各一方，父子俩再也没有见上一面。1955年，李光谟收到辗转了大半个地球的父亲来信。分别6年后的这封信，李济说的多还是事业。他告诉儿子，他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非常用功的学生，准备送他到哈佛去深造。这位学生，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考古学家张光直。

　　抗战胜利后，李济以中国赴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前往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文献。回国后，李济撰写了《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次调查，追回了周口店遗物、中央图书馆藏经典书籍等重要文物文献。但是，李济一直遗憾，没有找到“北京人头骨”。

　　1979年，李济先生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没有发现一件古董。所藏的22000余册书，也没有一本是珍本、善本。已是著名人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的张光直这样评价他的老师:“近六十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的李济，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对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怀有一种诚挚的热忱，并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

　　毕生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李济先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考古的学术论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字从未在国内结集出版。8年前，张光直与李济之子李光谟，着手编撰《李济文集》。著名学者王元化闻讯后，热情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荐。在有关部门的批准下，《李济文集》的出版，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项目。去年，在李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近500万字的《李济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年的7月13日，安阳获得全票通过，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李济文集》共5卷，收有1000多幅文物图案，100多张历史照片，弥足珍贵。第一卷收入先生考古学论著26篇，分为“中国人类学”和“古史研究一般”两辑，从中可见李济先生对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和上古史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第二卷收入先生21篇考古学论著，分为“石器时代史”、“西阴村发掘”、“城子崖发掘”、“安阳殷墟发掘”4辑。这些论著，不但对了解我国现代考古学有参考价值，对与之相关的地层学、年代学、甲骨学、器物学等也有重要指导意义。第三卷收有13篇考古研究论著，分为“殷墟陶器研究”、“石、玉、骨器研究”、“小屯及豫北等青铜器研究”3辑，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文化的研究开了先河。第四卷收有《殷墟铜器研究》等论著16篇，探索了殷商时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渊源。第五卷则是先生的人生经历实录。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与鲁迅、蔡元培、傅斯年、丁文江、梅月涵、董作宾、胡适等人的交往。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认识李济，我们看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忘不了那一段话———李济先生于1954年给张光直的信:“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这是李济先生心迹的忠实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