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形势连年向好的语境下，民生问题往往容易被繁华的“大盘”所遮蔽。所有的城市都在谈“以人为本”，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开始体恤民生，但民生艰辛程度又往往最容易被低估。
7月16日有两则新闻可以比较阅读：一是《南方日报》消息说，广东东莞申领千元红包者人数已逾16万，远超预期的12.2万人。当地民政部门说，目前尚有三分之一镇街没有上报申领者名单。二是《新快报》消息，广州市副市长甘新2006年去华东某市开会，一市长问及他的收入，他告知后，对方市长笑着问，“你拿的是美元吧！”面对对方市长的狐疑，他只得苦笑，“是美元就好了。”
　　
　　原来困难群众远超12.2万人，且民政部门也承认“这次上报名单的镇街大都经济欠发达，困难群众也较多，总体上符合镇街实际”；原来广州副市长的收入也难以和内地城市的市长们同工同酬。两则新闻恰恰回应了对民生问题的双重误读：公共部门对民生艰辛的低估；民众对公共部门薪酬的高估。当然，高低只是个相对概念，而产生误读的原因无非是对话机制“哈哈镜化”，彼此与真相之间出现了隔膜。
　　
　　有一个理念是明确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旨在让包括市长在内的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共建是为了共享，共享方能共荣。相对于“1斤菜心卖到9.8元”的菜市场，我们的荷包难免底气不足。于是“工资倍增计划”、“工资增长机制”、“工资谈判方式”等等，争相给公众画馅饼，道理大家都明白：对于城镇居民和普通职工而言，只有荷包涨幅赶上并超过CPI涨幅、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增大，才能逐步升级物质文化生活；对于城乡低保和经济困难家庭而言，获得更多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才能最直接地扩大内需。广州市副市长算了笔账，去年广州一年总收入2160亿元，1100亿元上交中央，400亿元上交省里，真正广州自己可以支配的收入也就600多亿元而已。一方面，地方政府手里的果子有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政府又没办法帮企业越俎代庖地定工资，加上企业税负水平也不低，此时，如果遭遇国内外趋紧的宏观经济形势，单位工资与社会福利如何呵护民生、体贴民意？
　　
　　我们往往低估了民生艰辛。一是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基尼系数自1994年突破国际警戒线，达到0.434后，收入分配差距渐有扩大之势，1998年房改后的十年间，基尼系数几乎以每年0.1%的速度递增。二是税收和财政的双增长，未曾有效发挥“二次分配”的平衡作用，社会公共性支出中偏重建设投入，忽略生活减负。城市越来越漂亮，老百姓的日子未必越来越体面。三是相关体制机制缺乏向下看的实践，缺乏民生艰辛的生存体验，某些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隔着一层皮，过于乐观宏观经济数据，而对微观经济问题视而不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眼下，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通胀压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消化掉，短期内也不宜贸然放松货币政策，但我们完全可以借助积极有力的财税政策（包括实施减税、加大向低收入群体补贴力度等）与企业共度难关、与老百姓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