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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富豪郑家纯
来源:《首席执行官》CEO.ICXO.COM    2007-06-26 11:12:01

 “我在大陆,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 ——郑家纯

  新世界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卖百货、开酒店、建房屋、修机场甚至研发芯片,让人一时难以准确概括。难道郑家纯真的精通这么多行业?他是否整天疲于奔命?他是否完全放心将业务交给家族以外的人管理?钱对于郑家纯这种超级富豪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奇怪的是,在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连串问题通过各种渠道竟难以获得解答。事实上,媒体上关于郑家纯的报道很少,仅有的一些多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举止。某中央媒体一位资深记者甚至说,他驻港多年,见过一大群香港超级富豪,但就是无缘采访郑家纯。

  2005年1月27日,在北京京广新世界饭店,郑家纯特地安排一下午的时间,接受了经济杂志的专访。尽管那是他的“地盘”,郑家纯却相当谦和。

  一件黄褐色的桃花领毛衣,一条深色的休闲西裤,一双有些陈旧的皮鞋,郑家纯就像在家里一样。经他提议,采访也从一张大会议桌移到了客厅里松软的沙发上进行。

  郑家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15名副主任之一。作为一名商人,他要不停地为新世界演算“投资与回报”,而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每一次参加两会,郑家纯发言不算多,因为“不标准的普通话可能会词不达义”,但他都准备一摞书面发言稿,比如前几次提出的“提高政府系统的办事效率”等。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十届委员会三次会议,郑家纯说他已有所准备,至于提案,他声称“尚未考虑成熟,还不便透露”。

  对于在内地的“亲情化”投资,郑家纯颇为赞同“有一颗中国心”的说法。

  2004年2月,在《基本法》颁布14周年之际,郑家纯重温“一国两制”时还对媒体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提出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应是“爱国爱港”,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颇有意思的是,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因为“会感到头晕”,但他却又不定期地到各商场“微服私访”,查看货架摆放的稀疏程度、顾客的消费倾向以及售货员的服务质量等,当然,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之一。

  今年59岁的郑家纯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句“普通话讲得不好,请谅解”作为开场白,然后是“想知道我和新世界什么,就随便问吧”,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就像拉家常一样。

  迟七八年投资会更好

  记者:从1980年投资广州中国大饭店开始,经你签订的内地项目数以百计,新世界也逐渐遍布全国,您是如何看待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的?

  郑家纯:从介入广东的基建和房地产开始,新世界在内地有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20个省市,现在投进去的现金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可能会更好。

  在10多前,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投资缺乏保障,所以可以讲,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我吃过不少亏,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内地的经济制度走上正轨了,现在虽然也不可以跟香港、以及欧美国家比较,但比以前好得多,也更加有保障了。我们的业务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中国发展得好,我们也好,我们赚钱的前提是中国富强。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几年中新世界还会在内地大规模投资?

  郑家纯:我当然会大规模投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投资的一些不好的项目在慢慢地解决问题了,投资好的项目在慢慢地回收了,加上这一轮宏观调控是有利的,排除了一些干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将来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加大,但也要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它如果给我帮助和支持,我会继续大量投资的。

  记者:您是否还预示着,新世界今后还会在投资领域上拓宽,并进入一些未曾踏足过的地区?

  郑家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域实在太广阔了。在我已经有管理机构的地区,投资有一定把握了,我还会增加投资;同时我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我自己的管理体系,然后在这个地区投资。当然,在有我的管理人才或者办事处的地方继续加大投资,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经营企业,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弄不好投资就浪费了。在内地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管理不到。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内地的投资一定要看我自己是否管理得好,不然好的投资项目也会亏损的。

  投资内地永不言悔

  记者:新世界在内地投资这么多,你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些?

  郑家纯:我觉得成功的项目有几个,基建方面的是珠江电厂、广州北环路改造等,房地产方面是北京崇文门的旧城改造。七八年前,我去崇文区,看见那里的住房破破烂烂,为什么不改造呢?一方面通过改造,建起新楼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又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在初期不太顺利,法规不太完善,我们也没有经验,投资的回报是很少的,我们慢慢地积累经验,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现在崇文门的那些楼房盖起来了,卖得也不错,投资的回报也慢慢好起来了。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安居工程。安居工程本来是香港的概念,我们第一个引进内地,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资,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记者:你在内地最不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失败的项目,能否说说?

  郑家纯:都有好几个,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也有,就是因为太相信人了,被人家骗了。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另外还有当地政府的原因,比如我跟这一任官员签订的协议,下一届政府可能又会增加一些条件,甚至完全变卦,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也很不相符了。

  我在进入内地一些项目时,很多情况是无法知道的,所以吃亏的地方也很多。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少量的在商讨,有的吃亏的项目拿回来了一部分,有的可能完全拿不回来,也有的可能全部拿回来。当然现在大问题是没有,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我懂得怎样去规避风险,怎样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记者:那您在内地的投资成功率又有多高?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成功的?

  郑家纯: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我也觉得,过几年我一定会把这钱赚回来,我很有信心。

  当然,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可能没赚到钱,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更为重要。

  在内地的投资,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但我并不是今天签订的项目,明天赚钱就拿回香港,而是希望在内地再投资,回报当地。

  管理建立在信任之上

  记者:新世界在香港、内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投资,地域如此之广,行业跨度又如此之大,要管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您是否常常疲惫不堪?新世界建立的是怎样一套管理机制?

  郑家纯:你看我是不是精神不错?我用分区管理的办法,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地区,每一个地区设一个办事处,我派一个总经理负责这一个地区的投资业务,像在北京,我有自己的写字楼,也有一个总经理,他负责北京的发展。每一个月我都会到内地两次,看看经理们的管理怎么样,他们每一个月也去香港汇报情况。此外,我每天都跟他们通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是通过这些的方法,来沟通、来控制管理。当然,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发现一个好的人才也并不容易。

  记者:在你的企业里,管理层大多数并不是家族成员,那您怎么能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安排、支配您的财产呢?

  郑家纯:我交权力给地区的总经理,但不是百分之百地交给他,所有投资必须由我批准。但我相信他,让他来请合适的人、组建他的班底,以此层层下去,庞大的队伍恐怕我就不认识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就会受到处理。现在在广州、武汉、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六个城市,我们有六个地区总经理。我还有一个助理,他每月都去每一个地方,帮我看看,这些总经理们的工作有多大的提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记者:要管理这么多行业里的人,您自己是否要精通很多行业?

  郑家纯:我不用懂各个行业本身的运作,因为我不是通天之才,但我懂得一些相关的理论,比如百货行业,凡是有我的百货店的地方,我都会走访调查,看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客人的反映怎么样,店内的摆陈怎么样,商店的客流量怎么样等。同时,我要看他们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报告,看他们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有时我会问这个总经理,为什么这个月的生意这么差,我也可能有一些意见,就叫他去做改进,但具体的措施我可能不懂。就像北京崇文门的新世界百货店,开业初期生意不理想,我看了两次后就告诉他们,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整齐,过道很宽,稀稀疏疏的,还有东西太高档;我说这样不行,应该将东西摆得很拥挤,顾客一进来就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气氛,现在生意是当初的3倍。

  记者:你平时接触较多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人?占新世界集团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多少?

  郑家纯:新世界总共有4万多人,他们可能都认识我,但我认识的人并不多,没有计算过,大概就一两百人吧。这100多人中,跟我沟通最多的人是在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内地的经理们,主要是房地产方面的,还有一个百货的总经理,每一个店的经理是由他请的。

  记者:新世界旗下某一个企业聘请或者辞退的一名普通员工,您是否知道他?

  郑家纯:我可能不清楚,因为组建、管理队伍是这个企业经理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要各司其职。比如百货的总经理,他现在的员工至少有七八千人,并且还会经常变化,我不认识那些员工,但是我管他,他管各个店的店经理,店经理管里店内的员工。这样分担了我的精力,业务也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了。

  当然,只要是新世界的员工,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法、建议,他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他说得有道理,我可能见他,或者叫我的助理去处理这一问题。写信给我的员工有,很少很少,每一信我都看过,打电话的好像还没有。
 生意经就是“说话算数”

  记者:你曾经谈到过,你的偶像是自己的父亲,你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东西?

  郑家纯: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做生意的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身上,就是说话算数,要讲诚信。我跟父亲相差21岁,他是老一代的商人,我在国外学过工商管理,一些西方经商的思想,跟中国传统、保守的做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跟父亲做事也有一些不同。

  记者:在您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在您身上体现得怎样?

  郑家纯: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素质,即第一是诚信,第二是做事果敢,拖拖拉拉办不了事情。我可能是太果断,以至于有时经济低潮的时候也敢投资。就是因为我太守诚信了,在内地我也吃了几次亏。但是没有关系,有更多的人知道你守诚信,才是做生意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

  简朴清淡的生活理念

  记者:您个人的生活是否总是非常豪华,比如您是否都穿名牌衣服?

  郑家纯:我穿的不是名牌,这一件羊毛衫是我太太买给我的,1000元左右,皮鞋是一个并不特别有名的外国品牌,也是1000多元吧。不特别贵,也不便宜,属于中上水平。

  记者:每一天都要面对众多的事情,您如何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

  郑家纯:我每天都游泳,打打球,打高尔夫球,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尽量不吃太多,还有不要吃太多肉,多吃蔬菜,清淡一些为好。

  记者:除了生活方式,在心态上您觉得自己是一名普通人吗?

  郑家纯:是普通人的心态,跟你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已。

  记者:对于现在的您而言,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郑家纯:钱,我觉得是一种成功感,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有我的股民,他们从赚钱与否来考察我的表现,赚不到钱的时候,他们会抛弃我。为什么我现在的股票不如其他龙头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太早在内地投资了,10多年前我将100多亿的资金投资在内地,但在那一段时期香港的地产非常旺,如果我把这100多亿投资到香港,我可以很容易赚到1000亿。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差别。再一个就是,我投资地产很多是解决内地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困难的“安居工程”,回报不高,但每次看到那么多百姓喜笑颜开地搬进我们开发新居时,我特别开心,这也许是与其他有些商人不同之处吧。

  记者:您对你公司股票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郑家纯:有信心,当然有信心,因为我的许多项目正在慢慢转好,投资也在慢慢回收。现在的回报还不理想,但是一定会慢慢增长的。

  爱国爱港商人

  记者: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您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香港回归之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郑家纯:这10多年来,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也有越来越强烈的自豪感,尤其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可以说祖国是香港的未来,也是新世界的未来。作为一个商人,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生意做得好,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对股民也有很好的交代,同时通过我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始终认为,新世界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记者:您现在跟中央政府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见过面吧?作为一个港人,您对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印象是什么?

  郑家纯:我不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地见面,而是很多人一起见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魄力的人,他们很了解民情,很了解香港,也非常关心香港。我觉得香港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得到。中央政府在努力做得更加透明和负责任,但有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一下子就解决好,比如国企的改制,确实很不容易。现在还有大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经济开放都是偏重沿海,贫富的差距很大,大城市里的人吃一顿饭,差不多是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记者:许多人称您为“爱国爱港商人”,您给贫困人口盖上住房,捐赠慈善事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您做这些事情的动力从何而来?

  郑家纯:我的动力,一方面是希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北京崇文区改造之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更加美化,全区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不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也赚钱,对我也有利。

  记者:作为香港的五大地产商之一,您投身于内地的地产业也是很多年了,对于前不久盛传的“内地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说法,您是否赞同?

  郑家纯: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任其发展、没有调控,则肯定是有泡沫的危险,但政府已经懂得如何去调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对中央政府的经济预见和决策能力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在内地投资地产,比在香港还要好,我对内地的地产业非常看好,未来也会加大在内地房地产业的投资。

  郑家纯简介:

  广东顺德人。1951年生。香港富商郑裕彤之子。
  1972年毕业于加拿大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返港后一直在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1989年出任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任职以来,改变其父稳健保守的经营作风,大胆进取,近年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行动:与永兴换股,收购永安集团。直至以42亿港元收购美国华美达酒店网。
  1993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9年出任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之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彼亦为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之董事总经理及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大福证券集团有限公司、新世界移动控股有限公司及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之主席,并为新世界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之董事总经理及周大福企业有限公司及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董事。彼亦出任利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非执行董事。郑博士为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1年,郑博士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金紫荆星章。郑博士为郑家成先生之长兄及杜惠恺先生之妻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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