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观里，“底层写作”的出现，应当视作一种有益的现象。无论是1990年代以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刘醒龙的平民写作，乃至新世纪以来以曹征路、罗伟章等为代表的对“底层”的发掘，从《那儿》到《霓虹》，都相当深刻和具有震撼力。但当有新意的发掘变成一种“跟风”行为时，就值得深入拷问了。当下各大文学刊物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底层”，重回“现实主义”，似乎其意味并不仅在“文学”。同样一种行为方式，可就是会有“西子捧心”与“东施效颦”之别。当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如何风行欧陆，但留在文学史上的维特型小说又有几部？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背后有广义上的“功利思维”的驱动力。在当代，放在艺术家面前的现实问题或许是：成名成家与艺术创造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深刻的矛盾？

 

    何谓“艺术家”？

 

    综观世界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师巨子们，恐怕很少有未经忧患而能“鲤鱼跳龙门”者。歌德应算是物质境遇最好者之一了，可是他那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之苦，对艺术追问不休的内心流亡，非知音者难得高山流水之解。这样的精神苦痛与自觉放逐，当代的作家恐怕比较少有。至少，浮在水面的作家作品，未能予我们这样的感受。我们想触碰的，是作品背后艺术家(诗人)的博大悲悯之心灵。然而，我们逡巡似不可得。

 

    艺术家(Künstler)是什么呢？在汉语语境里，这不是一个能令人肃然起敬的概念，然而，这却是精神创造者的崇高称谓。正如席勒所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也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他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的这种理想，是用‘幻觉’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像力的游戏和他事业的严肃铸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来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到无限的时间之中。”看他的描述，仿佛是在一种真空状态下的纯粹诗人理想；可事实上，席勒那代人已遭遇到现代性的挑战，已开始了与文化商品市场(如出版商)博弈与挣扎的历程；就席勒自身来说，虽艰难贫苦度日，却始终不曾为了迎合市场而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艺术选择方向。

 

    在我看来，艺术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层层递进”含义：一是技巧层面，他应当有在艺术性行业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可如果他只能停留在以艺谋生(包括各种功利的路径)层面，就只能是初级阶段——我们将其称作“艺术匠”；二是思想层面，这类人物已经开始超出最初的谋生及单纯的功利层面，他们希望自己的一技之长还能够有思想的提升和艺术的磨砺，并且进行了可能的实践，这种人可以称作“艺术人”；三是理想层面，这类人物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超脱现实场域的各种力量的限制、人性本能对自身的功利挑战，视艺术的创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将艺术的独立价值看作最高标准，绝不因生命史的苦难而更节易志，创造出具有崇高价值的艺术作品。这是“艺术家”。

 

    时代诱惑与艺术理想

 

    市场万能的时代，艺术匠当然也就比比皆是。然而，艺术人的出现，至少可给我们以希望，他们毕竟意识到作为匠人的局限，在摆脱生存条件限制后有更高的追求；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寻找艺术家！

 

    虽然在市场功利的大时代下，文化生产几乎已是注定的宿命，然而文化生产只是知识人在市场中生活的无奈方式，它却绝对无法替代个体伟大心灵的“艺术创造”。费希特要求真正的艺术家不但能够“谨防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追逐眼前荣誉的欲望”而表现出对自己时代已经败坏的趣味的讨好，更希望艺术家“要努力表现那个飘浮在你心灵面前的理想”，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有一种“职业的神圣性”并且能以此来激励自己、承担自己的艺术责任。在那个他称之为“罪恶完成的年代”里，他仍坚信艺术家的可能，充分表现出对启蒙理想的坚守。我们身处的，是怎样的时代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艺术家是可能的吗？

 

    席勒对艺术家的精神力是自信的：“(艺术家)蔑视时代的判断。他是向上仰望他的尊严和法则，而不是向下瞧着幸福和需要。”这让人想起康德的那句箴言：“天上是凛冽的星辰，心中是道德的准则！”

 

    然而，艺术家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摆脱不了他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然而，基本物质生存、小康物质保障与无穷物质欲望毕竟是截然不同的尺度。区分这个维度，对于艺术家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相对以前时代的物质窘困乃至精神束缚而言，现时代的多数人还是可以衣食无忧乃至温饱不愁。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能否创造出无愧于时代与自我的艺术品，更多地应当反求诸己。

 

　　艺术家和思想家需彼此互动

 

    难寻真正的艺术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许也是全球化语境中全世界面临的“待解之题”。不能完全责怪我们的作家、批评家的相对缺位，它恐怕是这个时代的宿命。其实批评家也是一种创造的诗人。看看诗星灿烂的德国古典时代，它的批评一翼就几乎支起了半边天——且不说诗人群体自身卓越的批评才华，就是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格林兄弟、米勒……已足以让人感到“星光闪烁”，还有它的浓重哲学底色：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哈曼、谢林、施莱尔马赫……他们对德国诗学的贡献一点都不逊色。

 

    在歌德看来：“当艺术家朝气蓬勃，兴高采烈地工作的时候，他就显示了他的生活的价值，显示了尊严或者优美，也许还显示了先天赋予他的优美的尊严。”这种尊严或优美，我们的艺术家可曾拥有？“艺术家必须从内心出发工作，因为艺术家尽管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但展现出来的永远总是他的个性。”这样的艺术创造个性，我们的艺术家可曾向往？

 

    现在，对于一个梦想崛起的大国而言，在高端艺术/思想层面开展竞赛，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就此而言，艺术家与学者、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故此，大家互相关注、彼此互动，实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能否做到是一回事，有没有树立坐标又是一回事。

 

    在席勒看来，“创造出自创造，/和谐生自和谐。”这样一种“以创造为天职”的坚守，不仅是席勒的生命苦难史所证明了的，而且也给后世以一种期待。而“创造天才兮振翅当高飞，/云天高兮再举翼，/再举翼兮永攀高”的自白，则更充分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对自身艺术使命与生命史历程融合的自觉认知。

 

    既要走向社会(譬如所谓底层)，也要守住书斋(对纯艺术的追索)，确定自己的艺术使命，在世界文明史与艺术史的脉络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设置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不但是中国作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恐怕也是全球化时代世界作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历史的脉络中，我们能看到艺术家的踪影；在对歌德一代艺术家理想的重温中，我们感受到艺术家的伟大魅力。那就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我们这个时代，或许也可以出现让后世重温与追念的理想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