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新一轮推动主体创业创新的话题，周围的不少人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一位发言说，随着政府工作突出民生，新农村建设力度加大，农村的生态环境、公共设施、服务的改善改进，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日子过得城里人一般，幸福指数比我们还高。如此，我们再发动他们去闯和创，难度很大。而且有可能就打破了他们已有的和谐生活。说不定幸福指数因此还下降。此言一出，居然得到了不小的响应。比较一致的认为，贯彻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人文关怀等等，老百姓既然已经满足满意现实的日子，何必兴师动众的折腾？
　　
　　这种说法或者说观念，是颇有点现实代表性的。同样的现象还可以印证：现在各地各级对于民生，是日益凸显重视关注，各方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从党委政府工作的角度来说，理所当然，责无旁贷。但是随着这个话语强势而来的是，似乎所有的民生问题，都应该是政府包揽的。无论公共服务性的，还是个体性的某个困难，有什么问题都说是民生，舆论一边倒，统统“问责”政府。最近昆明公示了领导电话之后，市长电话所接事项，可略见一斑。甚至有人认为领导电话就应该是“110”。至于主体的民生责任，少有顾及。这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等靠要”思想。
　　
　　另个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将民生量化，所以“幸福指数”成了流行词、关键词。比如近年来有关机构媒体居民、农民工、农民、公务员等等幸福指数调查设计的乐此不疲，热议不断。几个数字构成了“幸福指数”成了民生的一个标准。然而，幸福、幸福生活、幸福指数，这本身带有主体的感受、感性，具有相当的弹性、模糊性。走路的有车乘是幸福，有肉吃的吃了野菜叫幸福；有钱要有闲，有闲想有钱，有钱有闲要有乐。从某个横断面上，这幸福指数确实说不清楚。所以有的机构推出的所谓“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标准”，看了叫人搞不明白是在说外国还是中国。
　　
　　这些现象说明，有的地方“幸福指数”非但没有量化强化民生，反而模糊了民生的要义，而且糨糊了某些思想观念。这让笔者想起了15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有个市领导到山区调研，看到不少当地许多青壮劳力，坐在屋檐底下“惬意”的晒太阳。于是问他们当前的生活如何。一个个说好，不愁吃穿。领导又问哪咋不到山上或出去，找些活干干。山民便说自己如此晒晒太阳，每天就可以赚到一斤米。为什么？因为晒太阳一天吃一斤米，上山干活就要两斤了。所以晒太阳很舒服，很幸福，还有得赚。
　　
　　时隔15年，农民的“幸福指数高”和“晒太阳赚大米”，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一者干部一者山民。当然，很难将类似的“幸福指数”观，归结为当年的“小农意识”，或者说小富则安。事实上现在有的地方农村城市，群众的生活质量真不只是“小富”。就此过下去，似乎也无什么远忧。但是，这个“幸福指数”真的就是幸福么？显然不是。有的“幸福指数”怎么看，都是个“小市民意识”（农村以城里人生活为目标指向，城里人以西方居民生活为参照）。因为缺乏主体的创业创新性，缺乏“中国特色”。
　　
　　民生问题，确实是头等大事，是天大的事。按有的说法是“民生大如天”。然不论是政府好，还是社会群众、主体也罢，发展应该是第一要务。保民生的根本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根本就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也只有发展，才是民生的根本保证。而保民生和发展，所要依靠的只能是群众和主体，倘如没有群众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激活发挥，保与发展都将是画饼充饥的“幸福”。
　　
　　“幸福指数”是民生“当时”的一个反映。但幸福、幸福生活、幸福指数之间是有区别的。最大的一点便是“动态性发展性”。幸福、幸福指数可以是静态的、片刻的。幸福生活总是个体与群体、当前与预期的综合，所谓幸福生活是充满希望的生活。民生追求的就是幸福生活，而不是幸福和指数。那种一味期待要求政府发福利、分红样的“还富与民”“财政转移支付”的“共享”幸福，不可持续也不可靠，实在难得。我们的发展远未成功。科学发展既需要强化经济体的内生性，也需要增强区域和社会主体的“内生性”。
　　
　　科学发展，并非只是依靠科技的发展。和谐社会，也始终是不和谐——和谐——不和谐——和谐的永无止境变化发展的螺旋式提升。这仍然需要精神的力量去推导，尤其是需要从实际出发大力激发激活群众和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这也就是新一轮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敢闯敢干的艰巨性所在。因此，切莫将群众或干部当下的“满足满意”当“幸福生活”。思想和工作中，别使“幸福指数”成了民生糨糊，然后和稀泥样的“打造”和谐生活、幸福生活。值此“两会”召开，这也算是对代表委员的一个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