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农民工的目光短浅，更不是因为未肯居安思危。不能转移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来讲，很难起到养老保险应有的作用；而退保只能退个人账户而不能退共济基金的现实，又反过来助长了地方追求当地小利益，对退保大开绿灯。

　　一个社保转移之难，其实正是种种公共政策之痛的反映。首先是诟病已久的户籍问题，其背后城乡隔阂以及国民自由流动的问题。还有地区间与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收入的差距，也必然导致了社保基数的差距。深圳市的养老保险相对较高，如果各地都可以随意转移的话，深圳的养老保险制度会承受不了。当然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地区间政策以及利益壁垒的问题。在社保体系上的各自为政，拒绝流转，那么随之而来的地方利益是多大呢？以深圳为例，最保守的估计，“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

　　每一种迟迟不肯归的公民权益，其实也都处于“一损俱损”的状态。因此如果说上述中国社会症候群有一根深切的线索的话，那便是权益的缺失。这是不能自主的生存与流转，更是无法保障的命运与前程。“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同样，如果不从公民权益保障这个根本着手，所有细枝末节的改良仍难以收之实效，社会改革便处于“启而不动”的胶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