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点
　　十七大报告中有关促进经济增长的“三个转变”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指出了方向，也阐明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
　　由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禀赋、交易成本和公共政策，传统的一、二次产业已不能适应上海的资源、成本情况，因此将第三产业作为上海的主体产业目标已经形成共识，并且有国外经验的例证。然而，在以发展三产为主的同时必须重视一、二次产业的联动。一是因为三产与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彼此消长的关系,三产占GDP比重的上升不等于GDP总量的增加，如1994和1996年上海的三产占GDP比重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8%和2.9%，但同期GDP总量的增速却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6%和1.2%，究其原因主要是同期二产的增长回落所致；二是因为一、二产与三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一、二产仍是三产发展的基础，其所产生的资金、人力、物流、市场等需求是三产中最主要和稳定的业务；而三产的发达对于一、二产的快速优化升级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三是因为中心城区与郊区存在着发展差异，远郊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发展期；四是因为地域特征、城市需求和发展方式所决定，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上海的农业可以边缘化。因此，总量增长情况下的三产增长才更有效；而以三产为主，一、二次产业的联动发展才能保障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要求的是产业总量的有质量和可持续增长。因此，在以三产为主的产业联动发展中，必须以注重提高产业的整体能效为主要抓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产业分工方式发生了国际跨国公司先兼并垄断后按价值链在全球进行内部产品外包分工的变化，将更加抑制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产业垂直分工、自主发展高端产业的空间。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在于通过加快引进、消化吸收和强化自主创新力度来提升各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就三产而言，应根据上海的比较优势来培育和确立服务业的发展重点，同时按照智能化、规模化和网络化的目标提升其科技内涵并且扩大其功能辐射面，形成跨区域的现代服务集散、价格和功能中心，使其在规模、价值和功能上都与主体产业相符。就二产而言，应通过项目筛选、鼓励换代、培育创新等来提高能效，应对成本的上升和比重的下降。就一产而言，应通过组织化、工厂化、生态化并结合休闲化来加强城市反哺的力度，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科技化和市场化的程度，走出一条大都市现代农业的新路。就政策扶持而言，各级政府部门应按科学发展的要求对过去侧重于投资拉动的招商引资政策及时加以系统的梳理和调整，促进经济转型。扶持的重点应突出：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人力素质和产业更替与升级；率先进行循环经济的监控、奖惩和补偿机制的创新；兼顾经济发展与就业、保障的协调。

　　（二）关于国际金融中心构建的难点
　　十七大报告中有关推进金融体系和市场改革，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完善汇率形成和外汇兑换机制等要求为金融改革与发展指出了方向。
　　上海在区位特点、经济实力和环境、金融业的规模和种类、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等方面都具有形成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较，根本的差异在于金融制度方面，包括商业银行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业务经营制度、外汇储备和货币兑换制度、非居民国民待遇等等，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趋势不相适应。随着金融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金融制度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及其在规模、效率、功能、资源集聚和风险规避等方面的提高将起到主要的作用。上海面临着金融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局面，积极、稳妥的制度创新是必由之路。
　　然而，金融制度的决策主要在国家层面，而且制度的改革还取决于国际贸易的协调、外汇政策的调整、国内产业的升级和风险防范能力的提高等因素，这是地方政府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难点所在。对此，需要通过协调争取、积极创新来逐步推进。一是应根据形势分析和区域特点确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分阶段目标；二是继续加强信息化、诚信度等基础环境建设；三是针对近期实施可能性大的制度改革尽全力争取先行、逐项突破，如：有条件的货币自由兑换、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冲风险的衍生业务等；四是结合实际情况敢于积极创新，如：对科技、就业、保障、三农和小企业等对象的金融服务创新，对保税港、区的离岸金融服务创新，对地方银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对流动性问题的合理疏导，对金融风险的预警、防范制度探索等。以逐步增强金融改革的主动权和推进力度。

　　（三）关于公共财政改革发展的重点
　　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强预算制度改革、管理和监督，健全财、事权体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财税制度等要求为财税改革与发展指出了方向。结合上海实际来看，目前的重点在于增强公共财政预算的覆盖面和透明度,创新财政预算支出的决策监督和绩效评估机制，同时发挥财税在转型时期的杠杆作用。
　　公共财政预算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环节,2006年上海全市和地方财政收入相对于GDP的比重分别达到46%和15%。其预算收入的覆盖面和透明度关系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公共资源的集中和公开程度；其预算支出的监督和评估则关系到集中后公共资源使用的公正和有效程度。财政预算收入的覆盖面、透明度以及支出的监督、绩效评估机制不足，就难以保证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也容易出现截留、挪用、虚报、超支、浪费预算收支等情况，甚至导致腐败。因此,一是必须将包括预算内、外的各类财政性资金统一纳入财政综合预算中反映；二是可在部门零基预算的基础上，试行对政府重大预算项目的公开听证制度；三是应逐步建立、健全有人大、政协、专业、审计等机构参加的政府预算和重大支出的预算审核、日常监管和事后评估等制度。四是必须根据经济、社会转型期收入波动、支出刚性、市场壮大的情况，积极、科学地发挥公共财政在弥补市场缺陷、政府间接调控和引领社会资金中的杠杆作用。
　　
　　（四）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管理的焦点
　　十七大报告中有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平等保护物权等要求，为房地产业的改革发展指出了方向。结合上海实际来看，目前十分需要认请房产商品的特点及其问题的实质，进而确定政府的公共政策立场。
　　与一般商品相比，房地产商品具有其特殊性：一是稀缺性，土地资源有限,人口和需求刚性增长迅速,在都市地区尤甚;二是财富性，房地产的投资量大、产业链广，是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的支柱和风标,是企业和个人资产积累的主体，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尤甚;三是社会性，与人的基本需求以及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密切相关，在土地公有情况下尤甚；四是虚拟性，价格与当地有效需求相背离的可能性很大，在全球化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尤甚，目前上海商品房均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已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因此，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所导致的楼市问题,决不是一般的商品供求和价格波动问题，其焦点在于：一是能否稳定、持续发展；二是如何均衡效率与公平。而上述两点应该作为政府制定房地产政策的出发点。
　　就保持房地产的稳定、持续发展而言，一是需要结合规划摸清区域内可供土地量，按照城市发展和常住人口增长的预测编制中长期土地供应及房地产开发规划；二是应根据对房地产有效需求的分析，判断和挤出价格泡沫。就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而言，一是要坚决保证土地取得的公开、公正和规划制度的严格执行；二是应该按“居者有其屋”的原则，保证区域内低收入常住人口租、购能力之内的房屋供应；三是以高档和投资用房产为主要对象课征财产税，用于对低收入人群居住保障的长期补贴来源。此税既体现公平正义，又能有效消除价格泡沫，所以虽因一些稽征技术问题在国外实行多年后仍有争议，但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