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2月4日，第7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对于熟悉了送法下乡的普通百姓而言，这样的日子或许并不那么特别，每年的这一天都是在近乎类似的宣传方式中度过，但在我看来，今年的“12·4”却意义不同。从胡锦涛总书记“弘扬法治精神”的“6·25”讲话，到通篇洋溢着法治精神的十七大报告，再到日前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十周年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决策层在基本完成法治硬件构造后，开始注重法治的软件驱动，培育和弘扬法治精神已然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并没有得到根除，贪污腐败久反不绝，社会恶性事故依然此起彼伏。刨根问底，根源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制度不健全，而是法制缺乏权威，纸上的法律始终难以抵达人心。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们欠缺一种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法律信仰，而这种对法律的内心确信才是现代法治最核心的精神要素。
　　
　　经过以往四个五年普法，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大大提高，社会上的“法盲”正在加速减少，但是，在这种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增长的背后，却是法治精神的缺失。事实证明，目前社会上许多违法现象的发生，并非当事者不懂法，而是对法缺少敬畏，缺乏信仰。很多法律知识的掌握者只是将法律当作了“趋利避害”的工具，而不是内心虔诚的“图腾”。所以，如果说十五大以来我们完成了形式法治框架的刚性构建，那么十七大之后的法治任务重心无疑在于内涵塑造，在于法治精神的培育。
　　
　　培育和弘扬法治精神，旨意即在让法律抵达人心，通途则在宣传教育。今天，当我们大张旗鼓地向法治社会迈进的时候，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只是普法宣传工作的初级目标；最终目标应当是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引导公民从内心确立起法律的权威，从生活中养成法治的习惯。因此，由以往知识层面的普及向精神层面的普化转变，采取更为贴近、更为缓和、更为细致的方式，促使法治精神逐渐在公民心中生根发芽，让人人不仅遵守法律、运用法律而且还信奉法律，应当是今后普法活动的重要转向。
　　
　　与此同时，一种内藏于民间的自发型法治同样值得关注。十年来，在追逐权利、对抗不公、寻求正义的旅途上，中国公民表现出了可贵的法治勇气与素养。如果不是几位法学博士和公众舆论对孙志刚之死穷追不舍的拷问，收容遣送制度也不会那么快地被废除；如果不是张先著高举宪法将“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进行到底，我们也不会在反歧视的道路上取得显著的进步；如果没有“最牛钉子户”的坚韧执着和媒体的关注，《物权法》和物权观念的普及也不会如此深入人心……相对于政府的推动而言，这种自发的公民事件在培育法治精神、推动法治观念更新方面尤为可贵。
　　
　　总之，无论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还是民间自下而上的觉醒，目标都指向法治精神的铸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只有让法律抵达人心，只有在全社会高度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方能“形神兼具”。我们期盼着那一天，法的精神浸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法治不再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而自然衍生为我们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