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版日前刊登吴琦幸先生的文章《加州大火“烧出”的民主思考》。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加州的私人豪宅建在森林茂密的山上，业主们民主协商的结果是，平时不要供养消防队，以节省开支。然而，山火来临，后果却是不堪设想，外援的消防队不能及时赶到，于是酿就一场惨烈的大火。对此，作者质疑，如果事无巨细都由民众做主，会不会由于考虑局部利益而牺牲了整体利益？在美国，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包括：民众拥有枪支、毒品的权利；保护环境和保护动物权利，等等。作者因此得出结论：“有时候，牵涉全局的公共交通、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还是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作出决定，永远按照市民自身的局部利益来规划，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全局利益和每个人的利益。”

    上述逻辑看起来言之有理，但再往深层考虑，事情却不如作者设想的那么简单。按作者的观点，当牵涉全局问题时，民众可以把权利交给政府。但问题首先在于，怎么定义“全局问题”？政府的确是管理全局的机构，依此说来，举凡与政府有关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全局问题。如果政府全面接盘，那么民主制度会不会形同虚设呢？其次，遇到“问题”，最后无论如何要拿出一个决策，如果政府的决策不幸也错了，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理由很简单，政府的强势地位，使之可随意调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一旦决策错误，造成的影响自然也更大。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我们曾经有过的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运动，都是政府意志的结果。最后，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政府不可避免会有自身局限甚至自身利益。考虑到政府会有自身局限，不能担保它的决策必然万无一失；考虑到政府内部还有部门利益，政府的一些部门追逐权力的冲动更是在所难免。于是，前面两点的担心就决不是多余的。

    当然，民主制也有可能犯错，加州火灾或许就是一例。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民主制有其灵活的纠错机制。灾后重建的业主们，当他们下回再行民主投票时，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就是民主制纠错的方式。不过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值得一提。假设这次加州火灾没有酿成大祸，因为邻近地区的消防队及时赶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灾后幸存的居民完全有可能再次拒绝供养一支消防队，这正是人的自私性使然。

    但这种自私却妨碍了邻近地区其他居民的利益，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干预了。在其他地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声中，也许政府会强行要求加州地区必须自己出钱供养一支消防队。但这样的结局，却并非等同吴琦幸先生的结论。原因很简单，在吴琦幸的推论中，必须首先存在一个强势政府，它有责任以整体利益为名，代替民众作出选择。但民主制的核心恰在于，政府的职责是协调各方利益的平衡，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自私的加州居民影响到了他人利益时，政府才有行使权力之必要。

    在此，值得补充提及的，还有吴琦幸先生曾在早报上发表的《美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何低》，这篇文章以美国为例，指出在高速公路刚普及那会儿，美国的交通事故率也曾居高不下。但后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交通法规，于是，事故率才得以走低。相形之下，中国政府为何不出台这样的交通法规，以遏制事故高发呢？这篇文章所做的比较当然极具启发意义，相信我们的政府对此必会有相应的措施出台。但若把吴琦幸先生的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读，也许就能发现作者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有些事情必须有待一个强势政府出面进行干预，如出台更为完备严厉的交通法规就是一例。仅从表面来看，情况也许如此。但若更深层次地分析，结论恰恰相反，正是来自民众的呼声，才是推动政府颁布相应法规的强大动力。

    很多时候，确保了具体的个人合法利益，整体利益也就得到了保障。而如何达到不同个人利益的平衡乃至妥协，方显政治智慧。若是以抽象的整体利益来取消乃至扼杀个人利益，就是一种拙劣的办法。另一方面，当个人利益有了表达渠道后，相应地才会形成个人敢于承担责任的良好社会风气。正是在此意义上，民主制的建立与民众素质的提高，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建立一个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历来是我党的崇高追求目的，这样的目的，恰恰与建立民主制度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