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公司为了规避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而命令7000名员工“主动辞职”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读了许多报道和评论后，我心中却不免奇怪起来：在专家学者眼中，华为咋就成了窦娥呢？大多数都在为华为喊冤，似乎舆论空间真飞下了一场六月雪，华为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也承认，华为有不得已之处，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善意姿态，如保持主动辞职老员工的公司虚拟受限股等。但是，华为真就没有错吗？所谓的“主动辞职”，且不说是否真能人人“主动”，更致命的是，员工可以不“主动”吗？所谓“所有工作满8年的华为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这个“都”字其实已表明，华为员工是无权不“主动”的。而这恰恰是事件的一个关键点，由于缺乏核心权利支撑，国内的劳工不能抱成团，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方展开对等博弈。一盘散沙的华为员工，除开听命于老板，别无选择。换言之，华为此举虽然包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糖衣，但其内核依然是资本强权冰冷的刀锋。劳工权利在此事件中受到了伤害，是毋庸质疑的。我实在不能理解，“主流”们为什么对资方的“不得已”那么感同身受，对华为员工的自由选择权被剥夺却视如不见呢？

　　上面这只是此事件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个层面上，华为行为的不妥就更明显些。因为华为已通过这巧妙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种程度上把新《劳动合同法》虚化成了一种摆设。不能说华为违规了，但说华为不尊重规则却是契合的。

　　设想一下，这种“主动辞职”再签订短期合同的模式，如果成了中国企业用工的常态，那么，新《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款，这个劳工法中的国际惯例，会不会在中国变异为一柄令劳工生活更加不安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中国现在以制造业立国，像华为这样的少数高技术公司，尚因比较注重员工的归属感而能在劳资关系中表示出较多的善意，可在那些几乎没多少技术含量可言，更多依靠工人体力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还能有多少资方善意存在？尤其是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上最弱势的40岁以上者，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不想可知。而且，在这样的用工模式下，劳资双方的信任度将极度下降，冲突会加剧。而这一切，最终都必将加大整个中国社会运行的成本。

　　为什么当普通人不尊重规则，爱钻规则空子时，专家学者能严厉批判，而当华为这样的大公司同样行事时，专家学者们却为之强烈辩护呢？作为中国企业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家有志于成为国际名企的公司，面对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冲击，华为本应该显示出更多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不是向公众表率有空子就钻的“大家”风范。

　　在现今的中国，大企业的社会能量越来越大，资本作为公权力以外的另一强势权力，面貌已然显现。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也需要得到更严格的制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关注大企业的伦理问题了。事实上，紧接着华为“主动辞职”事件，沃尔玛又裁员了，理由干脆是：“这次裁员的原则是‘没有原则’。”（南方网11月3日）如果我们一味地体念华为的“不得已”，那我们又怎么好意思批评沃尔玛，及那些可能比沃尔玛更强悍恶劣的资本行径呢？毕竟它们也是“依经济理性行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