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泉区政府办公大楼

    2006年春天，日本人水谷准来到安徽阜阳颍泉区杨庄小学，考察是否进行国际援助。他看到的是破败的学校和豪华的政府办公楼。今年6月水谷准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据调查，2001年，杨庄小学开始申请国际援助，颍泉区开始建豪华办公楼。（11月6日《南方都市报》）

    今年6月22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讨论这项申请而去走访颍泉区政府的日方人士发现，当地的政府大楼极为豪华，堪比巴黎凡尔赛宫，从豪华程度来看，建设资金足以翻建数百所小学。 
 
 
    因而提出是否需要援助的疑问。面对日本人的疑问，谁应该感到脸红？笔者以为，住在豪华办公楼里办公的那些政府官员们最应该感到脸红！

    不管颖泉区政府豪华办公楼是怎么盖起来的，但“政府有钱建造豪华办公楼，但没有钱改建破败的学校”的事实却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人家以正常人的思维思考问题：假如政府办公楼建得简单一点，不要这么豪华阔气，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资金（事实上当初建办公楼的“简朴”方案可以节资600万元）。日本人的援助也就8万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在当时恰差不多600万元。假如当初采用简朴节省的方案，起码杨庄小学是不用向国际申请援助了。可是，颖泉区建造豪华办公楼和杨庄小学申请国际援助却戏剧性的同时开始，真是绝妙的讽刺。

    “政府有钱建造豪华办公楼，但没有钱改建破败的学校”，这种诡异离奇的现象，日本人水谷准当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他来中国考察的那会，一个地方最简陋的往往是校舍，工作条件最差的往往是学校，在之前甚至有地方几个月发不出教师的工资----在世界上属于少见的怪事，但是在咱们中国却早已见怪不怪了。日本人水谷准同样不能理解，一个地方政府的办公楼要那么豪华干什么？在欧美国家，政府的办公场所往往非常简陋，有的甚至是租用的。而教书育人的学校却无不宽敞，整洁，漂亮----中国恰恰本末倒置多时，也早已是见怪不怪的怪事了。

    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1854-1932）认为，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国家已经视教育为公共事业。公立学校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实现国家与个体的完善，培养良好的公民。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是一种政府义务，是一种公共事业。尤其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政府更是责无旁贷。可是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正常用于教育的投资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 ，而2004年，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2．79%。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却是9%。

    面对弘大的教育目的和如此低的教育投入，政府本应该感到难堪和不安。而像颖泉区这样，对岌岌可危的学校教室坐视不管，却将本已捉襟见肘的财力用于建造豪华办公楼，应该算得上不负责任甚至麻木不仁了！这还不够，他们竟然还能做到“拉下脸来”向国际社会伸手，真可称得上厚脸皮！如今，这“厚脸”丢到了国外，不知当地这些官老爷们可感到脸红和害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