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受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拖累，花旗集团总裁宣布辞职，美国前财长鲁宾则接下了这一烫手山芋。据统计，花旗集团这家美国最大的银行在第三季度遭受了65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因投资抵押贷款证券及相关贷款工具不仅造成直接损失15亿6000万美元，而且带来巨大的间接损失，总体上利润出现57%的下滑，投资者对花旗的信心进而大受影响，导致花旗的股价今年下跌了31%。

　　作为全球金融集团中的巨无霸，花旗集团近年来一直风风光光，成为推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引导金融业重组购并的主角。然而，今年的一场美国次级债风波，却使花旗集团遭遇了几分“滑铁卢”的味道，成为在这场危机中仅次于美国商业银行而损失惨重的美国第二大金融公司。

　　就次级债危机本身而言，是包括美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抵押贷款一级市场的监管弱化、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国内外研究界也有众多的论述，在此我们不必多言。然而，各国商业银行与证券投资机构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重大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金融混业经营的潜在风险问题，而这却是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

　　美国于1999年立法解脱了大萧条时代的格拉斯斯迪格尔法后，金融混业经营开始大行其道。然而，此后却并不能说产生了混业经营的浪潮，虽然少数银行控股公司开始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化，并产生了花旗、摩根大通等巨头，但在美国多数还是资产不足10亿美元的小型金融控股公司。在经历了初期的兴奋之后，美国监管部门和金融界也更多理性地考虑混业经营的潜在风险。首先，混业经营的风险体现在集团内部的道德风险突问题，安然和世界电讯的丑闻便是表现之一，这对监管机制提出了重大挑战。其次，次级债危机又引发了另一种担忧，即银行在大量介入证券化业务之后，能否有效地在信贷与金融工具投资之间划清界限，是否真正做到防止短期资金流入长期性的金融投资。在这次危机中，欧洲银行的损失整体上要大于美国银行，这不得不很大程度归因于欧洲银行更长期的混业经营传统，以及构造“全能银行“的理念。

　　具有戏剧性的是，据称，放开金融混业经营的新法律实际上是花旗集团起草的，它当时投入了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通过新法律。花旗集团作为美国第一家完全混业经营的银行控股公司，一直延续着打造金融帝国的愿望，其多位总裁都致力于推行吧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经营的“金融超市“理念。如今，在投行业务上的过度扩张和对高风险金融工具的大量介入，却使花旗面临了严峻的危机，这也是“过犹不及“的教训。

　　从各国金融业发展来看，银行业经历了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的过程，不可否认，混业经营是当前的总体趋势。我们认为，混业相对分业有一定比较优势，但却不可能寄希望于混业而大幅提高金融业效率，混业只是复归银行业经营的正常状态。

　　回到中国的金融业改革问题，当前促进混业经营已成为各方的共识，除了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之外，其他商业银行也积极为混业经营做好准备，如工行就在争取投资银行牌照。在国内各界对混业经营的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次级债危机可以说敲响了新的警钟，也就是必须充分估计到混业经营的风险问题。对此，一方面面对更加复杂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业务与产品、金融机构格局，金融监管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以控制金融业风险和促进稳健经营为目标，避免把混业经营作为“灵丹妙药“而走向极端。另一方面，国内银行适应混业经营的原则，不应该在于只是借机进入证券业或保险业，而是应着眼于扩大资本实力，增强其在商业银行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作为金融业的微观主体，所追求的依然是成为主营业务突出、专业优势明显的金融服务机构，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全能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鲁宾在入住美国财政部前，曾在高盛工作26年，可以预见，多年的投行理念使其难以弱化花旗逐渐强大的投行业务，在风险控制和市场扩张之间的选择，也许是他面临的最大难题。而对于中国银行来说，也终于明白这些发达国家的金融大鳄并非效率完美的神话，它们的教训和应对措施，将有利于我们用来借鉴并修正下一步的改革。（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