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无辜公民聂树斌被以强奸、杀人罪判处死刑，并已执行。若干年后，本案真凶归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招认了自己的罪行。经公安部门核实，他的供述与真实犯罪事实无差异。当他得知聂树斌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无辜被判处死刑后，良心促使他在检察院没有指控他这一罪行的情况下，主动要求一审法院判处此罪。然而，一审法院竟然以与指控无关为由，不予审理他招认的罪行。真凶为此上诉到河北省高院，要求法院对他的这一罪行进行判决，以还聂树斌一个公道。聂树斌家人得知真情后，一再向河北省高院申诉，该院却以家人无法提供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在判决书被不知名的人神秘递给家人后，河北省高院仍然拒绝受理申请(见11月1日《南方周末》)。

    在一个保障人权已经入宪的国家，一家省级法院竟然如此顽固地拒绝实现正义，我不知道其将如何指导下级法院实现公正！他们给下级法院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

    义愤是当然的，但仅仅义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现行司法制度的根本性问题，以免类似的错案在法院层出不穷。我认为，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

    司法职业化方案提供者们为我们提供的理想蓝图是这样的：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和严格的法官准入制度，通过定期的法律培训和法理训练，保障法官们形成一致的司法理念，结成团结有力的职业群体，并通过这种职业团体有效地防范来自于其他社会团体的不法干涉，从而保证法律实施的公正性和一致性。

    我自己的研究表明，自清末变法以来，法官职业化的努力在我国曾尝试过多次，但从未有成功之经验(详见拙作《职业化与民主化：百年司法建设的路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如何神化，法官职业群体都是由人组成的，职业知识的训练并不能提升法官们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良知。在真实的利益面前，道德和良知必须要由更坚实的制度来维护，这就是人民民主。只有让人民民主有序地而不是无序地融入人民司法，司法才有再生的可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人民司法的路线，人民司法才可能真正成为为人民的司法。司法民主并不是让人民直接投票审判案件，也不是让人民无序地左右司法，而是通过人民陪审制，人民参与法官选择制，人民参与法官监督制，审判过程彻底公开制、新闻媒体自由公开监督制等系列制度来保障。

    聂树斌案的价值就在于，它再一次强有力证明了司法职业化努力的破产。声明一下，我并不是无条件反对法官职业化，而是说司法职业化努力必须与司法民主化努力齐头并进。只谈职业化不谈民主化的司法建设，将永远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