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大学，存在不过9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

　70年前的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3校，冲破日军铁蹄的封锁，冒着隆隆的炮火，建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后来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大学，身处边陲，却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杨振宁先生写道：“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刘东生院士则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就读学生不足8000，毕业生不过3000，却培养大量人才，影响了中国科技史：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朱光亚、邓稼先等6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164人……正如国务委员陈至立赞誉的那样，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其办学经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宝库。

　西南联大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坚持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摒弃了行政化、官僚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教育部曾提出统一大学课程教材，联大教授群起反对。在这里，老师埋头治学，学生一心求学，课堂内外弥漫着浓厚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执著追求，更有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同命运的铿锵之音。在强寇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联大师生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弦歌不辍，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铁流中，不到9年，先后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救亡大军。

　留守者则在艰难困苦中以学术报国，以育才救国。西南联大的艰苦，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学生们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和宿舍里。日寇不断空袭，有一次炸弹的弹着点，距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不足10米远，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被震塌。名师、教授们的生活同样异常艰辛,闻一多、华罗庚两家一度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

　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传世之作。正像著名教授陈岱孙说的那样：“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对敬业、求知的追求。”

　时光荏苒，今天的环境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但在飞速发展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部分高校贪大求洋，多了急功近利的心态，少了对大学精神的传承；部分教师学术研究浮躁之风盛行；高校官场化，学术行政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传统并未在逝去的岁月中冻僵，她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今天我们纪念西南联大，就是要继承其精神上、制度设计上的遗产，推动高等教育更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