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写作文时，动辄扶老奶奶过马路，要不就扶摔倒的人上医院。那个时候，做好事的代价通常是上学迟到，通常我们还会本着“做好事不留名“的思想选择不向老师坦白，虽然这样会挨老师的批评，但“我们的心里却暖烘烘的”。

　　今时今日就不同了。南京有个小伙子看到一位老太太倒在公交车站，于是就送她去了医院。这个可不是上学迟到那么简单，而是惹了大麻烦。老太太认定就是这小伙撞了她，还把小伙告上了法庭，索赔13万余元。最近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这宗各有各说法的“疑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小伙子的见义勇为一说缺乏事实证据，不予采信。依据公平原则，判决被告小伙赔偿老太各项损失45876.36元。

　　本来，我又没在当时的事发现场，也不知道这小伙子是真的撞了老太太，还是真的见义勇为，好心做好事。但我知道，这是一场侵权赔偿诉讼，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老太太向小伙子索赔，就得先证明确是小伙子撞了她，而且因为撞了她给她造成了何种损害，又因此产生了何种损失。在老太太的证明未成立之前，小伙子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对其主张有举证的义务，这是诉讼公正的前提。否则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卷入无穷无尽的诉争中去。

　　我们不妨来看看法官是如何裁判的。法院认为：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的来源、辨认相撞的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逃逸。当时事发地点在人员较多的公交车站，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发过程非常短促，所以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彭某(即小伙子)自认，他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彭某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老太太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彭某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他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老太太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某做这样的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法官的整个认定过程，都是“根据社会情理”或“从常理分析”，而不是依据老太太提出的证据证明。似乎在常理之下，只有“撞人”了，才会把人送去医院。正是在这种“情理证明”之下，法官将举证责任从原告转移给了被告，进而认定小伙子无法证明其扶老太太进医院是“见义勇为”。

　　当然，老太太也始终没有证明是小伙子撞了她。或许这就是法官各打五十大板“理论基础”吧，既然双方都不能证明，“公平原则”也就派上了用场，小伙子由此被判令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看来，法官的“情理”和“常理”确实可怕，可怕到被告要为原告不能证明的事实埋单。我只能奉劝自己的诸位读者，以为见人跌倒你别扶。不要说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法官的“常理”已经不古了。若我们视“扶老太太去医院”为“社会情理”，奈何法官不认，为之奈何？

　　还好只是一审，大呼“想不到”和“冤枉”的小伙子已经表示“肯定上诉”。那就等等二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