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国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却在肆意“恶搞”。对此，香港《大公报》20日刊出署名“唐虞”的文章指出，优秀的历史文化包括历史名人，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恶搞”中国文化给世界带去的是对优秀文化认同秩序破坏，给中国留下的是国家“软实力”的“硬伤”。“恶搞”是对祖国文化、也是对世界文化的犯罪。

    “恶搞”是对文化的犯罪，真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怎么解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与拉伯雷的《巨人传》？《堂·吉诃德》不是“恶搞”了欧洲的骑士文学和骑士传统吗？《巨人传》更是“堕落”，竟然“恶搞”了宗教传统文化！按说，这也应该是对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犯罪”，可是指责过这两部小说“犯罪”的那些人现在早已在遭受历史的嘲笑之后“身与名俱裂”了，而这两部小说却因为“恶搞”权威文化而成了“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文学名著，深受历代人民喜爱。在中国也一样，《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是对历史的直接“恶搞”，模糊了“忠孝”传统的官方划分；鲁迅的小说《故事新编》也正是对《尚书》、《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化的“恶搞”。可见，“恶搞”不是总是倾向破坏文化的，反而“恶搞”有时还是促进文化茁壮成长的一个手段。
 
    “恶搞”在内容上采取了十分“后现代”的叙事手段：它把神圣事物鄙俗化，把自诩高尚的作品降格、玩赏，它解构崇高、暴露虚伪。所以笔者认为，“恶搞”不但能有力地瓦解着自视甚高的精英主义，把目光投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商业文化，倡导校园和流行文化；还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并与僵化陈腐的传统的和官方的艺术形式决裂，呈现一种民间狂欢节似的文化图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恶搞”必然要伴随着各种缺点出现，比如高扬虚无主义的色调、抛弃一切责任观念、纵容游戏心态，甚至带有严重的商业炒作气息等等。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求全责备的心态只会违背事物成长规律，压制了新事物的自身完善。真正的“恶搞”虽然也是冲击传统、解构权威的，但是它是从民间朴素的价值观念出发的。真正的“恶搞”，不仅不是反文化的，它还是具有强烈“人民性”的进步文化形式。

    不要因为现在存在一些商业意识培育出来的、庸俗的、鄙陋的“恶搞”就进而全盘否定“恶搞”的合法性。“恶搞”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就因为出了几起亵渎民族“文化偶像”的事件便对使用“权威话语”，对之大加挞伐，实在是太过偏颇、太过武断。“恶搞”在拆解由官方、权威以及传统制造出来的“话语迷宫”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但是，“恶搞”也应该竭力避免恶俗的商业炒作，恪守自律的底线，以免贻人口实，一时玉石俱焚，岂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