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月危机公关之后，商务部终于给了外界一个比较完满的说法：中国制造的贸易方式有50％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产品都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国际标准生产的。中国政府将加大产品质量和安全的保障措施，使全世界人民能享受到安全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和高质量的中国制造的产品。

    随着这场波及多国的“中国制造”危机逐渐趋缓，官方的表态也较之危机之初的否认和缓了许多。客观地说，这场“中国制造”危机虽然起于部分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最后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各国在享受中国低价商品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抱怨中国商品冲击了本国产业。虽然绝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商品并不是导致进口国家相关企业衰落的原因，但这无法扭转绝大多数人在直观上得出“中国商品令他们破产失业”的印象。于是，民间的反华情绪和政府间的贸易摩擦在所难免。这两年在诸多国家出现的袭击中国商人、焚毁中国商品市场等暴力事件都在反复印证这一点。而在官方层面，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利用本国的贸易法规和WTO规则与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贸易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眼里的产品质量问题迅速扩散为一场国际范围的信誉危机，其中掺杂的贸易冲突因素不可忽视。

　　如果这场危机仅仅是上述国际贸易问题导致的，商务部的表态倒也算是完整。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制造”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贸易问题那么简单。

　　贸易顺差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衡。“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背后，是低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积累、低附加值的“社会倾销”。与“商品倾销”不同，“社会倾销”的特征不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出口补贴，而是依靠高资源投入、模仿甚至抄袭已有的知识产权成果和无视劳动权利的压低人力成本带来的“廉价”商品。中国出口的大量商品，均符合社会倾销的上述特征。尤其是知识产权和劳动权利问题，前者已经成为中美和中欧贸易冲突的核心议题之一，而后者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中国式的重商主义”。同样一件商品，“中国制造”的成本仅仅是原材料和工人的基本工资，而外国产品还要包括购买商品涉及的技术专利费用和工人的社会保险等多项附加工资成本。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物权法和劳动法，但一方面，物权法中欠缺对非物质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尚未出台能够配合劳动法的社会保障法，这使得知识产权上的“拿来主义”和缺乏福利的廉价工资成为“中国制造”的根本软肋。

　　由于我们过多地关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却忽视了“中国制造”中社会倾销之类问题的存在，致使原本只是个案的出口商品问题最终扩散成“中国制造”危机。如果此时仍只将之视为贸易问题，我们将极有可能丧失一次绝好的提升“中国制造”品质甚至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机会。果如此，“中国制造”危机难保不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