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当然是一个有人情味的词眼，但是“人情”有时候也会产生杀伤力。这种杀伤力在官场上比较容易产生，譬如：“河南省质监局原副局长陈学升受贿案调查：原单位出具报告称他一向廉洁自律，犯错误只是受人情所累”（《检察日报》8月21日）。

    7月13日，陈学升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和绝大部分贪官一样，陈学升的腐败也是“人情”所致。所不同的是，多数贪官都是自称受“人情”所害，例如：安徽省首位厅级女贪官尚军，称自己完全是“人情关系迷住了双眼”；广州天河区财政局原局长张炳华则称自己收受钱财是“盛情难却”；武汉市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甚至认为别人送他钱是正常的“人情往来”。比较起来，陈学升腐败的“人情”味却不是自吹的，而是由原单位出具报告证明的，这大概可充分证明陈学升与他的原单位，建立了深厚的“人情”关系。

　　以“人情”作为腐败的理由，而不承认自己贪欲难填，应当说这些贪官还是很有羞耻感的。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没有被揪出来绳之以法，他们大概不会认识到“人情”的杀伤力，而只会看到“人情”的生产力。以“一向廉洁自律”的陈学升为例，有五个讲“人情”的人先后给他送钱表示感谢，总共24万元，原因是陈学升“关照”过他们。“人情”在这里就成了生产力——五个送钱的人从陈学升那儿获得了权力方面的生产力，陈学升则从五个送钱者那儿直接获得了生产力的成果。

　　人情的交换，在普通百姓那儿只是以礼还礼，以情还情。但在官场上，则表现为权钱交换。如果将这样一种交换称之为“人情往来”，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人情”一词将失去人情味，其词义不得不重新解释。道理当然很简单：人若无权，当然没人送钱；有权者回报送钱者的礼，并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公共权力。

　　发现官场人情与生产力之间关系者，至少可追溯到九世纪的古代官员。唐朝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就是一位，同陈学升一样，崔宰相一向“廉洁自律”。他的夫人劝他应置些房产留与子孙，崔群道：吾在国中有三十处田庄，还需担忧房产么?夫人不解，崔群解释道：前年吾任考官时，取了三十考生，他们不就是最好的财产吗?夫人道：若如此说，你本人当年却是在陆贽底下考试然后被他选中的，但你任考官时却派人去劝陆贽的儿子勿参考，若说考生都是良田，那么陆贽家这块田产却是荒废了。崔群听罢，自觉惭愧。崔群当时要求陆贽的儿子不要参考，是怕人说他徇私情。这表明崔群是个清官，当他把另外三十个考生与其之间的私情比作田庄时，我们终于发现，很多清官也懂得把关系资源视作生产力了。

　　官员也是人，当然也要讲人情。我们知道，很多人对官员特别热情，这使得一些官员有些忘乎所以，而忽视了送礼者的礼并非献给他本人，而是冲着他的权力来的；这个礼其实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不过是一种交易货币罢了。说到底，受贿官员所起的不过是一个售货员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的官员的确面临“盛情难却”的情况，可以学习一下周恩来总理的处理手法——周恩来总理从不收受礼物。有一次，他以前的一位老警卫从外地给他捎来一筐桔子。周总理了解到一筐桔子价值25块钱后，马上自己掏出50块钱派人寄给那位送桔者。他解释说：不这样做，就很难制止他送礼，寄双倍钱给他就不会再送了。

　　人情往来，本质是私人行为，但是如果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人情交往，到头来权钱交易双方获得了生产力，却对更多的公众产生了杀伤力。归根到底，官场人情是一种杀伤力，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官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