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低收入群体，对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的承受力越脆弱、敏感程度越高。面对居高不下且节节攀升的CPI数字，国家当务之急是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对民生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实施紧急救助，以缓解他们紧迫的生活重负。 
 
    国家统计局网站8月13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再创新高，同比上涨5.6%。从类别上看，拉动CPI迅猛上涨的“主力”仍是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高达15.4%——其中，粮食价格上涨6.0%，油脂价格上涨30.1%，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5.2%，鲜蛋上涨30.6%，鲜菜上涨18.7%……

　　很明显，CPI上涨5.6%，尤其是食品类价格上涨15.4%，对于民生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体来说，最直接的含义便是：囊中原本就有限的收入，又贬值了5.6%、15.4%——如果都用来果腹、购买食品，今年的100元，只相当于去年约85元的购买力了。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对于同样的物价上涨，不同收入阶层具有明显不同的承受能力或者说敏感程度，越是低收入群体，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越脆弱、敏感程度越高。换言之，物价上涨对于低收入群体，具有一种民生压迫上的放大效应，会成倍地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更不用说，这种上涨还是以食品价格迅速上涨为显著特点的。众所周知，低收入者生活支出结构的首要特点就是，恩格尔系数高(食品支出占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食品是生活开支的重中之重。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会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

　　基于此，笔者以为，面对居高不下且节节攀升的CPI数字，国家当务之急是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对民生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民生实施紧急救助，以缓解他们紧迫的生活重负。从现有的制度平台来看，笔者认为，实施这种救助可以首先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大幅提高低保金的发放标准，切实增强低保的保障水平。虽然，我们注意到，最近以来，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当地的低保标准，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总体上看，这些提高的幅度均十分有限——大多都在5%～10%之间。以这样的增幅，显然无法抵消高达15.4%的食品价格上涨。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国的低保制度，自实施以来，其最为明显的一大问题就是：低保标准设置过低且增幅过小，远远落后于在职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数据显示，1999年低保制度建立之初保障线不足100元，到了2006年，保障水平亦不过每人每月169.6元，8年增长不到70%，而同期社会平均工资一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6年人均月工资1700元以上。

　　其二，大幅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底层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与低保制度一样，作为一项兜底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自建立和实施以来，其设定标准过低、保障水平有限，同样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但现实却是“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大多地方的最低工资实际仅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20%左右甚至更低。最近，深圳发生的百名外来工联名上书媒体要求加薪，希望政府上调最低工资至少20%的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印证。

　　8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北京农产品市场时明确强调，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国家财政安排资金，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补助标准。各地也要根据价格上涨的情况，通过及时提高低保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确保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妥善解决困难群体因副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实际困难。——我们期望这些能早日转化为各地具体的民生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