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见习记者  柳 森

　　●嘉  宾：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闻背景：他们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因为才华横溢、机遇垂青，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崭露头角，且拥有不俗的市场号召力；然而，也因为单纯率真、天马行空，他们一度被认为是“特立独行、排斥主流”的典范。正是这样一群饱受争议、且被普遍认为“很难与传统文学展开沟通和对话”的“文学新星”，其中的代表人物近日应中国作家协会之邀提出了入会申请。

　　柳森：联想到不久前以“韩白之争”、“陶萧之争”为代表的文坛口水仗，这次“携手”事件到底意义何在？是媒体误读了曾经的那些代际冲突，还是80后作家群在成长中寻求转变的“融溶”之举？

　　张颐武：从代际间的争执不下到互递橄榄枝，中国主流文学与新生代文学正在跨越一些不和谐的“杂音”与“隔阂”，开始彼此对接了。

　　80后青年作家群体自崛起以来就成为了当代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这个群体前所未有地实现了一个独特的“年轻人写、年轻人读”的互动架构，他们所取得的市场成绩以及他们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足以引起中国作协的高度关注。然而，中国作协与80后青年作家群体的沟通与联系一直非常有限。一方面，这些年来，由于传统文学期刊发行量与影响力的下降，其选拔、提携文学新人的功能被不断弱化。另一方面，在图书出版机制日趋市场化与成熟化、网络成为重要文化传播平台的今天，80后青年作家们似乎已经不再需要通过作协的肯定获得大众的认可，也不再需要借作协之力发表作品。于是，作协所代表的传统文学机制与青年作家们所立足的市场就好比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为缺乏沟通，彼此之间存在陌生感与疏离感是在所难免的。

　　柳森：这样一种在文学界正在形成的友好代际互动，能否激荡出某种重新建构代际关系的可能性，并给人们以某种启示呢？

　　张颐武：80后群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几乎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对物质极端匮乏时期的生命状态毫无经验、也很难理解。然而，一些为父辈所忽视的普世价值却在80后群体的心中扎下了根。比如，注重自我的生命体验，具有全新的财富观与健康观、“乐活”的生活态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对弱势群体乃至小动物的关爱，对参与和平、环保等非政府组织或者公益活动的热情，等等。这些理念在80后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往往在长辈看来“不靠谱”、“看不懂”的状况，实际上折射出一种积极、乐观的价值观，这在上几代中国人身上很难找到。除了观念差异，媒际差异也造成了两代人在思维方式及表达上的不同。当父辈们还满足于广播、报纸和电视的时候，80后早已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驰骋想象，与世界联结。每天吞吐着海量信息的他们，才是与今天这个时代的发展真正同步的一代。

　　正因此，能否形成一个平等、友好的沟通空间对于这两代人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化解不少因互不了解而产生的隔阂，更重要的是，能帮助跨过代际争执，携手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柳森：80后作家目前的作品主要还是围绕“青春的焦虑与困惑”展开。您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写到，“青春总是要和现实劈面而遇，现实的坚硬内核会让青春无法逃避他自己的宿命。”人们很难想象，这些天真且涉世未深的“青春作家”将把当代中国文学引向何处。

　　张颐武：如果若干年后，80后作家仍牵绊于青春的危机或者成长的困扰，那将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今天的他们必须面对如何由“青春文学”向“成人文学”转轨这一重大课题。

　　20世纪，我们的民族走得太过沉重。在跌宕起伏的历史大背景下，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的走向紧密纠结，仿佛沉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的浮萍。这在文学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宏大叙事，很多作品都试图在一种人生境遇的大起大落中透射出个体的脆弱。比如王安忆、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等，他们的作品主要还是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展开。然而，80后作家群体的成长经历则完全不同。不同的人生体验，势必会造就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从不少80后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正逐步融入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了前辈以“大我”为中心的宏观叙事框架，使文学回归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关怀，回归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回归日常生活。

　　在中国和平大发展时期成长起来的这批新一代作家普遍拥有自由飞扬的想象力、轻灵潇洒的笔触、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这些特质一旦被激活，他们必将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将自己的文学书写扎根于对个体命运的深度关切，着眼于对个体独特价值的挖掘与思考。这个群体已经逐渐拥有了平视世界的信心与勇气，也就更容易与世界展开平等对话。这是属于新一代作家群体的优势，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希望之所在。数年后，现在的“80后作家”中的一部分人很可能已经不再写作，但是中国文学未来的主力很可能就产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