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76个小时的煎熬后，河南省陕县支建煤矿透水事故中被困的69名矿工终于成功获救。当最后一名矿工被救护车送走后，陕县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该县救援工作的副指挥长王玉山站在人群中“哇”地一声哭出来。(8月2日《重庆晨报》)

　　在人们眼里，官员一般都是能“端得住”的人，心里想事，肚里撑船，喜怒不形于色。 
  
    所以，官员大怒而至于拍案，常常是要当作新闻上报纸的。媒体当然也报道官员的动情，但往往止于眼睛湿润了之类，十分的克制十分的收敛。相比之下，这位副县长在人群中大哭的表现，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也难怪新闻一出，网上立刻跟帖无数，或褒或贬不一而足。

　　关于副县长大哭的缘故，有人说他是因为69条人命的获救而喜泪纵横，有人说是因为过度劳累而情绪失控，还有人说是因为终于可以挣脱丢官的命运而大放悲声。或许都有道理，或许兼而有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副县长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哭。首先要说明的是，为个人利益而哭，一不卑鄙二不丢人。官位的得失升降，对官员本人来说，当然是个人利益。越是清廉的官员，越是需要依赖自己的薪水度日，越是在乎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官位的丢失或降低，意味着经济利益的损失，也意味着社会评价的降低，没有人会不去在乎。否认这种个人利益的存在，无异于掩耳盗铃。

　　官员对于官位的在乎，是各种问责机制能够起效的基础。近年来，随着《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和落实，各级官员所担负的安全生产责任逐步由虚变实，一些官员坦陈“压力很大”。他们所肩负的压力，一方面有可能来源于对生命的敬畏感和对受害者的歉疚感，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如果说前者止于道德自责的层面，那么如下的事实才是他们真正惊心的原因。2005年，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孙家湾煤矿发生“2·14”特大瓦斯事故，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同年，黑龙江省副省长刘海生因七台河“11.27”矿难，受行政记过处分。这个级别以下，因为安全生产问责而丢官的官员应当不在少数。

　　应该说，官员因安全生产所担负的压力，是一种必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必须转化为利益的压力，才能让官员对于安全的知觉变麻痹为警醒。同时，它也是一种真实的压力，而非官员的杜撰。副县长放声一哭，见证了这种压力的存在。可以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69名矿工最后真的遭遇不幸，这位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显然无法置身于责任追究之外。当69名矿工一一安全升井，沉甸甸的压力顿作烟消云散，先前那些顾虑和包袱极有可能化作万般辛酸和委屈，一涌而上心头。当众的痛哭，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刻，失去压力的极端体验，让一位副县长放弃了维护体面的常规选择，他需要用眼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

　　所以，笔者认为副县长的哭，只是一种基于压力的很自然的情绪反应，既不值得抨击或唾骂，也不需要歌颂或礼赞。但哭过之后的副县长应该细细梳理这次事故的点点滴滴，把安全做到生产的细微处、平常处。此情此景式的大哭，谁都不愿意再一次看到，不是因为羞愧于哭泣本身，而是畏惧于矿难猛于虎、生命高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