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栏作家丹尼斯·普瑞革写过关于价值观体系的系列专栏文章，他认为，“当今世界有三个价值体系在竞争：一是欧洲世俗主义的价值体系；二是美国的犹太-基督教的价值体系；三是伊斯兰的价值体系。”
   
　　为什么普瑞革没有提到中国的价值体系？在我看来，其一，他认为中国没有向世界推出参与竞争的价值体系；其二，他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接受了外来的价值体系。如果把时间倒回半个多世纪，的确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一步步地走出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价值体系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正是普瑞革提到的世俗主义。
   
　　欧洲世俗主义来源于欧洲社会对神权的否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不再相信在人之上还有上帝。比如伏尔泰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推理达到，道德标准也都来自于人的逻辑和推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科学的角度，给出了无神的答案。卢梭为了让人从犯罪感中解放出来，宣称人生来本是纯洁无瑕，这就为无神世俗主义提供了另一个理论基础，即人的内心能够确定对与错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猛烈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开始了对欧洲世俗主义价值观体系向中国的引入。本来，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需要改革，但结果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传统价值观在社会和家庭层面上进行了废除；二是在政体上保留了传统的色彩，即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简而言之，一方面是废除，另一方面是保留。由于这两个特点，使我们的价值体系不像神权国家或传统国家那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来源。
   
　　也因此，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做正确的事情被直接看成是帮助价值理念的实现。比如，雨夜送一位老大娘回家，那并非是帮助别人的个人价值观的体现，如果一个人在河里救起一个人来，救人者不能简单地说救人是做正确的事情，等等。为了以榜样来维护理念下的价值观，我们需要一系列英雄，而恰好这个时代也正是“需要英雄，并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对于违背价值观的行为，政府可以进行惩罚，比如，犯道德错误的人被游街示众。事实上，在政府管理一切的时候，尤其是全社会所有人都必须认同同一个理念的情况下，价值体系的确也在有效运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感叹多年前中国的社会风气更好的原因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开放，人们的价值观也呈多元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观培养和实践被交给了社会、家庭、个人，这是非常大的改变，大到社会不能承受的程度。一方面，个人价值得到进一步张扬，家长也可以把孩子培养成好公民；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和传统与价值体系的疏离，中国社会缺乏可以承担价值体系的能力，这成为价值体系上面临的挑战。
   
　　当今世界，很少有如我们的社会这样，价值观与文化、传统如此疏离。尽管欧洲流行世俗主义，但欧洲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地保留了它的宗教以及文化与价值体系的关系，比如基督教的价值观仍然深深地影响着瑞典社会。日本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但日本的价值体系并没有从传统上切断，现代日本社会仍然遵循传统的价值体系。虽然美国也是独立革命的产物，也是一个世俗的宪政国家，但美国是一个有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出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专著，目的之一就是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与新教价值之间的关联。
   
　　最近，雇佣奴工的黑窑事件发生后，学者秋风撰文《黑窑场现象的文明根源》指出，黑砖窑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文明上的根源在于：“某些乡村，由于历史原因，缺少儒家文明教化，其为追求财富而进行选择的时候人性之恶肆无忌惮地呈现出来，普通乡村民众精神荒漠化，对于种种反人道行为熟视无睹。”其实，我注意到秋风在他的写作中，多次提到中国社会需要提倡儒家文化，更准确地讲，秋风希望儒家文化能帮助中国社会重建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秋风的观点，我相信要解决黑窑那样的问题，并非只是需要从制度等方面着手，更有价值观的因素，但问题是，儒家文化担当不起重建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重任，中国社会价值的重建需要与文化、传统全面接通，因为价值体系本身，就源自文化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