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在有影响的古人中，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的一生经历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一般人听到这个名字，就自然而然地跟“世外桃源”的意境联系起来。美国教科书的作者们常常以跨学科为荣，经常把文学、哲学和历史糅合在一起。麦基的《世界社会的历史》里有一段陶渊明的小传，从中颇能看出一些教科书作者对他的看法：

    陶渊明是中国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生活在东晋至南北朝天下大乱的年代。就像许多跟他背景相似的同时代人一样，他早期也希望进入仕途，博取功名。有好几年他投奔于一些将军门下，跟着他们戎马倥偬；但是他很快就对这样的生活非常厌倦。趁着母亲去世的机会，他按照儒家的礼制，辞职回家守制。重新出山后，他被任命为彭策县令；但是在这个职位他只呆了82天，据说就因为不愿意讨上司的欢心，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挂印而去了。在40岁上陶渊明彻底放弃了进取官场之心，住在乡下以农耕自给。此后的22年里，他经受了作为中国农民的所有苦难：一年四季为了果腹而面朝黄土背朝天，水旱之虞，病痛之灾。但是他不仅仅是一般的中国农民，他跟士大夫阶层的人士保持紧密联系，经常在一起诗酒唱和。他的作品里反映了他对这样的简单的田园生活很满足，甚至把这种生活美化成为世外桃源。

    作者在同一页中还引用了陶渊明的几首作品，包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脍炙人口的诗句。但是作为历史教科书，作者并不限于要学生把陶的作品单纯当成文学来欣赏，而是希望学生从中领略那个时代的气息。在行文中作者解释说，南朝政权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占据着官僚机构上层的世袭贵族。这些世族以祖宗血统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只和门当户对的人通婚，并且修撰族谱来维持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鸿沟。他们自命是汉朝上层精英文化的最后堡垒，常常因为吟诗作对时别出心裁的句子而名声在外。其中有些人还建立了大庄园经济。在宫廷里，他们把六朝皇族都看作是一介武夫，而不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文化人。最后作者还给学生留下了几个思考问题，问他们觉得陶渊明是儒家弟子呢，还是道家弟子；问他们从陶的作品里是否能看出他为什么受同时代人的欢迎。由此可见，作者要学生从陶渊明的故事里看到当时的社会新结构与汉朝鼎盛时期的不一样，以及道家和儒家如何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互相竞争。

    2004年西方汉学大家马克·艾尔文出版了一本挺有意思的书，书名叫做《大象的撤退》，讲的是在中国大地上曾经漫山遍野都是大象，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却被人挤到西南一角去了。书中号称是采用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新观点，是否成功我一时也还没看出来，但是其中讲到陶渊明的一段，好像还是很有新意的。艾尔文的意思是，中原的农耕社会向外扩张，不但把横行一时的大象一扫而空，而且还给中国文化制造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界。陶渊明对自然田园生活的美化，其实还不仅仅是在天下大乱之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使得道家的出世思想占了上风；在作者看来，陶渊明并不是真的愤世嫉俗，而是时不我予；他之所以挂印而去，是因为他在官场激烈的竞争中没有取得先手，“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他的说辞而已，因为在那以后他还几次谋求东山再起，只是都没有成功。汉代盛世已与生态环境一样被破坏殆尽，大象离去以后，田园风光也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在陶的作品中表达的情趣，其实是对汉代盛世的一种折射型的缅怀，这样的心态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的基调。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和跨学科观点，都是今天美国学界的宠儿。如果在今后几年里有哪本教科书把他的观点综合进去，我本人可是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当然，这样的趋势也不是说没有阻力。环保主义者之过是把过去浪漫化了。诸葛亮南征时，云贵一带到处是瘴气，那是农业化以前的沼泽地所产生的副作用；后来拓荒者把沼泽的水放掉，垦为农田，所以今天就没有瘴气了。教科书的作者们只顾满足“政治正确”的标准，所以才把陶渊明搬出来祭旗。

    杨贵妃

    自从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流传千古后，杨贵妃的大名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也家喻户晓。有趣的是有的美国教科书作者居然也着迷于贵妃的美色，对她的经历尽情发挥。斯特恩斯就是一个典型。在他的教科书《世界文明》中，他不但用了两页纸的篇幅来讲杨贵妃的故事，还加上了一幅插图，图上是雍容富贵的杨玉环正在几个侍者的帮助下费劲儿地爬上一匹同样肥胖的马。在旁边的解说词里作者说道：

    这一幅画让我们对唐代富丽堂皇而且精美绝伦的宫廷生活有了很生动的了解。图中穿着华丽的杨贵妃正要骑上一匹膘肥体胖的高头大马，可能准备在宫廷的后院里散步。两个仆人手持大扇子跟随，好让贵妃的下午过得愉快些；另外两个仆人则负责牵马，即使贵妃的行程不过是宫墙之内的小空地。

    在课文中，作者把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浪漫史称为“最著名也是最不幸”的。大概是从《长恨歌》里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吧，斯某喋喋不休地讲到自从贵妃被选在君王侧之后，从此玄宗就不早朝了；他还注意到了很具体的细节，如玄宗如何亲自教贵妃吹箫。而这段浪漫史之所以不幸，是因为杨家的父兄皆鸡犬升天，封疆裂土，最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唐代由盛转衰当然不能把账全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但是美国人对皇家生活的异趣情有独钟是人所共知的。不管在世界上出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大事，电视台总也不会取消对英国皇家花边新闻的转播，要不然就会引起忠实观众们的抗议；要讲到温莎公爵、查尔斯王子，很多人更是如数家珍。斯特恩斯对杨贵妃故事的渲染，无疑是想迎合读者们的这种心态。

    李自成

    自从秦末陈胜辍耕之垄上以后，历代都涌现出大大小小的草莽英雄和绿林好汉，他们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事迹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宋江的一句“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含义，人人听了都心中有数。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起义还几乎构成了几千年中国史的主题。但是在美国教科书中，却极少讲到这些起自青萍之末的农民领袖。这样的倾向，与其说是教科书作者们的无知，毋宁说是反映了他们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自成一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好像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什么影响。唯一的例外，是布利耶特的《地球和居住其上的人民》，在这本书中有一段李自成的小传。其文如下：

    李自成是铁铺子里的徒工，住在一个荒凉的北方省份里。当万历皇帝为了省下军费开支而下令关闭许多这样的铁铺时，李自成的未来之梦破灭了。1630年他为了生计而当兵吃粮，不久后就因为长官拖欠粮款，跟他的同伍一起揭竿而起。他是个天生的领袖人物，带着几千人走南闯北，到了1635年他和其他几个同行就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趁着明朝忙于对付满洲人的大好机会，李自成挥兵指向北京，一路上他的军队攻城陷地，征集了许多年轻人加入起义队伍。通过向人们许诺要推翻明朝，恢复和平，均田免粮等，起义军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644年4月，李自成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北京城，从1368年开始的明个朝因此而寿终正寝。

    但是起义军的成功只是短暂的。明朝将领吴三桂相信，跟李自成那样没有文化而暴力倾向很强的人在一起很难共事，所以就跟满洲人结成了联盟；吴同时还可能因为李抢走了他的爱妾而心怀愤恨。总之吴和满洲人的联盟打败了李自成，并且在同年6月占领了北京。一年以后李死了，死因要么是自杀，要么是因为偷吃了乡农的粮食而被活活打死。

    李自成在美国教科书作者笔下的这种形象，跟国人在小说和电影里看到的高大形象有较大差异。至少从顾炎武开始就有不少论者认为，国人对下层起义领袖人物的这种情有独钟，是秦汉以来以世袭为特征的贵族政治日渐衰落，而以改朝换代为特征的皇权政治越来越强大的一种表现。俗话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就是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达。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这种改朝换代的现象则很少出现，贵族政治最终虽然也江河日下，却很少有像中国那样重新洗牌发牌式的社会改革，其中又以英国最有代表性。正是由于这一点，教科书的作者们更加关注的不是由谁来当皇帝这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在结构上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如果把中国的改朝换代比作重新洗牌或者换人，玩的却仍然是同样的游戏的话，那么欧洲国家源远流长的贵族政治，则是同样一伙人玩同样的一手牌，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玩法很不一样罢了。

    50年前西方学者看中国时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是“王朝循环”，把西方冲击以前的中国历史当作一成不变的。这种观念早就风光不再了，所以教科书的作者们也不愿意在下层起义这个题目上做无用功。那么他们是怎么来解释由此而导致的改朝换代的呢？因为那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的历史故事。其实这些作者们对每个朝代末的社会动乱也是心中有数的，行文中也不是完全略去不计。比如说讲到明朝的灭亡时，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讲到了农民起义这个因素，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因素的作用远远没有其他因素重要。他们提出的其他因素包括满洲人的兴起、东南沿海的倭寇、西方人的东来，以及明朝内部的朝纲紊乱、自然灾害使得民不聊生，等等。不论什么时候，也不管政治如何清明，哪里都会有黄巢式的人物，但是并不是每个黄巢都能得手的，一句话，那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外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作者对李自成和草莽英雄的这种看法，当然是跟阶级本性有关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是统治者，在现行体制中有既得利益，所以对于所有以暴力为手段改变现状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除了以上这段介绍，在我手头的所有历史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农民英雄的名字。我还不死心，想看看是不是洋人们的偏见；但是甚至那些一度在中国也很出名的外国的下层起义领袖如斯巴达克斯、罗宾汉、布加乔夫等，在这些教科书中也是杳如黄鹤。不过关于下层起义中的成功例子如刘邦和朱元璋，却在书中大书特书。看起来“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成见，还并不是中国人所特有。(李毅)

    (摘自《美国教科书里的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